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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社工维护青少年权益研究

发表日期:2016-01-20作者:编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出处:

社会组织/社工维护青少年权益研究

一、青少年社区矫正

青少年社区矫正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青少年社区矫正”是对已满14周岁,不满25周岁,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被暂予监外执行的青少年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策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参见赵海林、金钊:《推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建设和谐社会》,《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9期)

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监督管理和帮助保护。监督管理是指矫正管理者必须对矫正对象的活动依法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使社区矫正作为刑罚的执行方式能够体现一定的惩罚性,这既有利于促使矫正对象反省,也有利于通过惩罚实现矫正对象与社区以及被害人的和解,还有利于实现一定的预防功能。帮助保护是指矫正工作者应当对矫正对象的生活困难给予一定的帮助,对其思想改造给予一定的启迪教育,对其脆弱的心理给予适当的调治,对侵害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事件帮助其维护等。

其次是相关的管理制度,包括家属担保制度、信息反馈制度、定期走访制度、监督考察制度、考核奖罚制度和参加学习和劳动制度。社会组织主要参与定期走访环节,通过走访摸清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及时为他们解决困难,提供帮助。

非政府组织在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主体在青少年社区矫正中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具体是:公民团体是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主力军,志愿者与社区工作者是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守护者”,社会工作者是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社会工程师”。非政府组织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具有三个重要的功能,即有利于积极培育社区矫正的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广泛参与,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教育服务社会化”,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参见张芝芳:《非政府组织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功能分析》,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实际上,社会工作与社区矫正具有很深的渊源。社区矫正是从法学中产生的一种刑罚方式,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的方式的总称。虽然系属不同学科,但是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却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使用目的上,两者都是为了让矫正对象回归社会;在实施流程上,两者都具有矫正关系建立、资料收集、干预介入和矫正评估四个步骤。矫正社会工作,是指专业社会工作者,秉承“助人自助”的理念,在司法程序进行的各个环节,为偏差行为提供心理辅导、行为纠正等,使其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一种服务。因此,在宏观的司法体制之下,从社会工作角度出发来研究社区矫正能使研究更加深入,也符合当下政府提倡的社会管理改革创新的方向。(参见闫一石:《系统视角下的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

国外在青少年社区矫正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特别是社工介入开展相关工作。美国有专门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社会工作者的功能通常包括心理评估、法院调查、法庭作证、保护管束、社区服务等内容。英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违法青少年社区矫正管理监督机制,在矫正人员的配备上也非常注重专业矫正人员的参与,心理治疗和个案工作方法得到很大的重视。香港的青少年社区矫正中,社工是主要的力量。社工的角色是通过社会服务计划或项目的实施而发挥作用,这些计划或项目中社工的角色和工作存在很大不同,包括心理治疗、家庭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等等。上海是通过政府购买专业社工机构的服务来实现社区矫正人员的专职化,先后成立了新航总站、中致社等团体,组织社工为矫正对象提供社会工作服务。主要包括专业化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团体训练及相关政策咨询等职业化帮教服务。(参见荣云:《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工介入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二、青少年网瘾矫正

社工介入青少年网瘾矫正主要依赖四种模式开展工作,分别是家庭治疗模式、社会支持模式、任务中心模式和行为治疗模式。

家庭治疗模式强调家庭是个体成长的载体,对青少年来说影响举足轻重,同时家庭关系对其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和睦的家庭与冲突的家庭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能引发相反的功效,结构家庭治疗模式从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具体环境着手介入网瘾少年。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的主要假设内容是:个人问题与家庭的动力和组织有密切的关系;改变家庭动力和家庭组织的过程,可以改变个人及家庭。针对网瘾少年的结构家庭治疗模式介入,首先是对案主的分析过程注意到网瘾原因这一点,随后进一步了解网瘾少年家庭因素成为案主养成网瘾习惯的原因,如判定其家庭结构出现不协调现象时,社会工作者可以适当选择家庭结构治疗模式。

社会支持模式强调个人社会关系网在必要时可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一般而言,当个人身处困境时,亲人、朋友的热忱相助、慷慨解囊等就是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支持模式就是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给予生活和精神支持以帮助案主克服困难,形成新的良好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和习惯。根据林楠关于社会支持的定义可以操作为社会层面和支持层面两个方面,社会层面按照关系的重要程度分为亲密伴侣(父母、配偶、子女等亲属)、社会网络(朋友、亲戚、同事等)和社区(学校、社团等);支持层面包括物质性支持(借钱、介绍工作等)和情感性支持(鼓励、肯定、发泄等)。

任务中心模式的关键是对核心问题的界定。任务中心模式是以改变案主为主要改变媒介,社会工作者只提供建议及资源。它的基本假设是:个人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任务中心模式主要适于解决具体问题,如情绪困扰、人际冲突、角色失调、资源不足、社会变迁等。任务中心模式的基本假设是个体本身的能力可以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而社会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不应该把遇到问题的案主作为病态处理。它认为问题的产生是个体能力的暂时缺失的结果。任务中心模式强调存在问题是环境的原因或者资源不足引起的,工作者只需要帮助案主认清问题,案主的改变动机是解决问题的最大动力。

行为治疗模式在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中,尤其是在介入网瘾少年的服务过程中,具有更明显的效果性。它本身援引于心理学的治疗的方法,目的性明确。主要是在具体操作中非常强调它的实用性和操作性,行为治疗模式的原则和过程都有比较严格的界定。行为治疗模式的基本假设是:一是个体通过学习获得不适应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可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为变化都通过学习进行;二是个体可以通过学习消除不适应行为,获得适应性行为。(参见李振鹏:《青少年网瘾矫正中的社工介入》,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赵秀娟:《社会工作介入“网瘾”青少年的服务模式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陈秀云:《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介入解决青少年“网瘾”问题的个案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三、社工介入农村青少年辍学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而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子女却并没有随之迁入城市学习和生活,而是继续留在农村,由于缺少父母的监护,农村青少年辍学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工作者可以从多个层面对农村辍学青少年开展服务。

首先,社工可以为农村辍学青少年提供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辅导。这涉及到一整套专业的工作流程:

(1)主动提供帮助。社会工作者接触案主时首先必须以平等、接纳的原则,与案主进行沟通,建立专业关系,切入点可选取其兴趣,逐步取得对方的认可和信任。其次,在获得案主的接纳和认可以后,需要进一步了解其思想观念、心理和情绪问题。随后社会工作者需要对案主做出全面的评估,确定其需要哪些方面的帮助与辅导并拟定介入方案。

(2)给予专业辅导。以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实际情况为基础,在征得案主同意的前提下,社会工作者需要运用社工技巧和方法对案主进行一对一的人际交往、学业辅导、心理辅导等服务。通过这些辅导,使案主更好地适应身边的社会关系,正确处理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关系,消除其一些偏差思想、观念与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秉承和运用接纳、不批判、尊重、保密、个别化和当事人自决等社会工作价值原则。

(3) 扩大介入层面优化服务方案。家庭环境是影响农村青少年问题的关键因素,除了与案主保持联系之外,社工还应该与其家人达成目标上的一致,必要时甚至改变其家人一些认知偏见,为农村辍学青少年争取来自于家庭内部的正确支持力量与方法。同时,社工也应寻求案主所在社区的协助,为案主建立一些良好的朋辈关系,以此让案主在发展自我认识时有一个良好的楷模,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4)结案与跟踪服务。与案主进行会谈,比较案主接受服务前和接受服务后的情况,如辍学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则可进入结案阶段。考虑到农村青少年辍学可能出现反复及不稳定的情况,因此社会工作者还需要通过观察案主日常生活和工作,及其周围人的反馈等方式了解案主目前情况,以判定案主问题是否真正得打解决。(参见黄娌:《社工介入农村青少年辍学问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论文,2012年)

其次,扩大农村辍学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社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社会工作者应该拓宽助学资金筹措渠道。虽然国家施行了“两免一补”政策,并开展社会救助互助活动,建立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专项基金。但是由于覆盖面不够广,补助标准偏低等问题,解决农村青少年辍学问题还需要广泛发动社会、企业、单位、个人参与贫困助学,以筹措更多的资金,让更多的贫困学生享受到救助。社会工作者作为服务在一线的先锋,应该主动呼吁社会各界为农村辍学青年尽一份力,并以实际工作经验提高社会大众对农村青少年辍学问题的认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助学为荣的良好风尚;二是促进社会各界加大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社会工作者应该促进社会各界加大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报刊书籍、新闻媒介、网络等各种形式,广泛地宣传《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教育法律法规,使之家喻户晓。同时,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舆论压力,促使企业自觉做到不聘用义务教育年龄阶段的童工;三是制定共享机制整合资源。研究制定农村青少年辍学行业社会工作者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社会资源开发整合及共享机制。设立农村青少年辍学行业社会工作者协会,联系与教育行业相关的政府部门、企业、NGO等,整合全社会可利用资源为辍学农村青少年弱势群体服务。(参见袁桂林:《农村初中辍学现状调查及控制辍学对策思考》,《中国教育学刊》2004年2月)

四、社工介入农村留守青少年成长问题

针对留守青少年群体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从政策上、制度上、学校教育上和社会支持网络上已给予了正向关注。但是相关学者认为,已经建立的社会支持系统,只是充当一个临时倾述者的角色,没有成为留守青少年成长危机解决的核心监护和持久导向力量。缺乏留守青少年积极主动的配合的应对策略其效果是很有限的。可以尝试引入学校社工,通过专业的方法解决农村留守青少年成长中的危机和问题。

就介入方法而言,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成为学生成长问题解决的有利支持。可以针对留守青少年的不同需求和问题类型,采取适当的方法。(参见范明林、张洁:《学校社会工作》,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一,个案工作方法。针对心理和行为等有突出问题的学生,特别是性格内向、最近遭遇重大危机如丧失亲人、单亲家庭的学生采用个案工作方法。作为一种专业的服务活动,学校个案工作主要帮助留守学生解决造成其心理问题的社会成因,从而帮助他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并发挥其潜能,在解决留守学生心理问题的同时让其体验认知价值,促进其全面发展。学校社会工作通过个案工作理论和方法为留守青少年提供成长指导、学业指导、社会交往指导,等等,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自身资源来解决自身心理问题,并发挥自己的潜能。学校个案工作,能利用人本治疗法、理性情绪治疗法、心理社会治疗法,一方面要促进留守青少年生理健康的发展,这包括对不良饮食观念和习惯的矫治、现代生活观念和习惯的养成、常见疾病的防治、对自己作为自然人的正确认识等;另一方面要开展“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正常社会化辅导。包括“留守儿童”自我同一性辅导、认知技巧的辅导(了解和接纳别人的观点!保持正面的人生观以及自觉等)、交际行为的辅导、自我管理的辅导、社会角色定位和人生理想教育与规划,引导留守青少年自测、自控、自我调节,科学认识自己。

第二,小组工作方法的介入。通过问卷分析,对具有同类需求的留守学生,如学生希望提升自己的学习成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自我控制能力及良好的心理素质等,则采用小组工作的方法。学校小组工作,是通过小组组员的相互沟通和影响的方式解决留守青少年的成长问题。通过小组工作方法可以使留守儿童在良好的氛围下获得归属感,通过集体环境给他们注入希望,给儿童以自我表达和宣泄的机会,同时可以让他们在团体中了解组员的共性,并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学会处理自己的问题,帮助留守青少年正确处理同伴友谊和人际关系。另外,学校小组工作可以把因家长或家庭原因引起心理问题的留守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组成小组。

第三,学校社会工作方法的社区介入。学校社会工作就是促成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协调合作,而运用社区工作的方法可以把学校和社区联结起来,把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方法从学校延伸到社区,协助社区建设、完善教育环境,以及增进学校和社区的沟通。(参见冯寿林等:《农村留守青少年成长问题及社会工作应对策略分析》,《学理论》2011年7月)

此外,在留守青少年儿童比较集中的学校设立学校社会工作者,不仅仅能弥补班级教育的缺陷,个别化地解决留守学生成长过程的情绪问题、行为和心理问题,还能同学校教师一起,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解决教师多角色的混乱与压力。此外,通过“一校一社会工作者”也能增加新的工作岗位,缓解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引入学校教育体制,终究还是需要政府的观念创新和政策支持。(参见王文晶、李卉、王瑞娟:《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分析与对策》,《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

五、离异家庭青少年社会工作

随着我国离婚率逐年提高,离异家庭数量越来越多,离异家庭青少年也日益受到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其中,家庭社会工作是处理这一领域问题的主要专业方法。对于离婚家庭青少年困境的介入,家庭社会工作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值得实践的选择。在实际介入家庭问题时,家庭社会工作主要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政策等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传统方法,以及家庭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一种特定方法——家庭治疗。

(1)个案工作法个案工作法对于了解离婚家庭青少年并与之建立信任关系是非常有效的。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一对一的辅导,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踏实和信赖。在进行心理辅导或个案访谈时,作为一名忠实倾听者,社会工作者需要充分运用同感和鼓励的技巧,引导离婚家庭青少年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一方面,这些青少年渴望获得别人的关爱,甚至会不自觉地吐露自己心底的感受;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关爱感到不信任。因此,社会工作者无论是在接案或结案时,都要处理好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及时关注其情绪变化,避免给服务对象造成“二次伤害”。

(2)小组工作法在部分离婚家庭的青少年看来,社会工作者来自双亲家庭,难以理解和体会他们的想法与遭遇。此时,小组工作法便非常适用。将具有相似境遇的家庭组成小组,通过组员畅谈、家庭游戏等方法,既让青少年宣泄内心的痛苦,又让父母看到平时被孩子“掩藏”起来的另一面,以更好地帮助他们找到同辈群体中的朋友,拓宽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

(3)社区工作法运用较少。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水平,在目前的实际生活中,社区在解决家庭问题尤其是那些看似不突出、不尖锐的问题方面,作用并不明显,但不可否认社区工作法在家庭社会工作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社区能以多种手段将社区内的家庭、学校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资源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庞大的社区资源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资源间的信任感较高,资源问的沟通、协调更加便捷,资源间的支持也更具针对性。

(4)社会政策。社会政策的制定与社会资源的流动、媒体舆论的导向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社会工作者扮演着政府与人民之间联络人的角色。社会工作者可以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群众的意见向相关的政策制定部门传达,使其上升到政治制度层面;社会工作者也能为政策的制定、宣传、落实发挥专业性的作用。因此,社会政策应当有重点地向离婚家庭倾斜,为离婚家庭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精神支持、资源支持,并正确引导媒体舆论,避免新闻报道将离婚家庭的青少年“问题化”“污名化”。

(5)家庭治疗。家庭治疗是一种治疗模式,是把整个家庭作为治疗的单位,重点在家庭成员问的互动关系和沟通问题,是处理人际关系系统的一种方法。它将个人的问题与整个家庭联系起来,依靠家庭的力量来解决个人面临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沟通游戏、模拟家庭会议、家庭重塑和家庭雕塑等治疗模式来加强离婚家庭的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这些模式的运用,既有利于让青少年感受父母的关爱、家庭的温暖,也能让他们明白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在沟通的过程中,父母要耐心地倾听孩子的想法,明白孩子的真实感受,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深层含义;青少年也要看到父母为他们所做的努力。(参见刘念:《离婚家庭青少年成长困境与家庭社会工作介入》,《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10月)

针对社工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社会工作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1)以增权的方式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社会化的发展困境。首先,提高离异家庭家长的教育水平。离异家庭的家长对待子女的教育,往往容易形成两个极端。要么放任不管,要么过分溺爱,这两种教育方式其实都是不可取的。离异家庭青少年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抚慰,家长要给予他们一份充分的、包容的爱,平时多与孩子沟通,尊重孩子的一些正确想法。

其次,离异家庭青少年要提高自我认可意识。某些离异家庭的青少年长期处于一种自卑状态,认为自己家庭不完满,学校、老师、同学看不起自己,社会舆论对其有偏见,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认可自己本身所具备的优点和能力,严重缺乏自信,没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对于这些离异家庭的青少年,他们自身要对自己有一个自我认可的意识,要提高自己的自信心,正确应对心理辅导,保持健康心态。

(2)密切关注离异家庭青少年的生存状态,强化对策方法研究。社会工作者在对离异家庭青少年社会化的介入工作结束之后,还要有一个后续的观察阶段,这个阶段可能比较漫长,但是又十分重要,是社会工作介入从实践再升华到理论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工作结束后,要密切留意离异家庭青少年在物质和心理上是否得到合理的满足,从而促进他们正确的社会化进展。

(3)调集家庭、学校、社区力量为离异家庭青少年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工作者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社会化问题的研究,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要让离异家庭青少年真正健康的成长,需要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全社会力量进行配合。社会的可用资源运用其中,通过家长、同辈群体、老师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给予离异家庭青少年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这对于他们的社会化进程将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参见葛轶蒙:《离异家庭青少年的社会介入工作探讨》,《新西部》2014年第2期)

六、社会工作者应对青少年偏差行为

青少年面对众多的压力和冲突,面对逐渐失调的心理,他们显得既脆弱又无助,家庭、学校、社区或者说全社会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走出阴影,纠正他们的偏差行为,引导他们通过自身的能力,来维护和保持心理健康,防止心理障碍的产生,防止心理变异而导致偏差行为的产生。心理学研究表明,虽然好奇心理、虚荣心理、盲从心理、争强好胜心理、逆反心理、利己心理、报复心理以及寻求刺激心理等都可能诱发青少年偏差行为,但偏差行为的养成是长期处在不健康心理状态下的结果。可以这样说,偏差行为倾向不只存在于不良少年身上,几乎每个青少年都会存在“有可能”导致偏差行为的先天因素,也都会接触“有可能”导致偏差行为的社会环境,因此,几乎每个人都存在偏差行为,只是这一倾向的强弱会因人而有所不同。社会工作者只有了解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及时掌握青少年的心理动向,并且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加以引导,才能防患于未然,对青少年偏差行为加以预防或纠正。(参见屈智勇、邹泓:《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轨迹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1月)

1.辅导帮助青少年建立健康心理

社会工作者对青少年的言行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由此掌握当下青少年的发展状况,只有了解了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才能帮助他们在充分了解自己能力和特点的基础上,确定学习、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奋斗目标。首先,社会工作者要引导青少年不要仅凭良好的愿望和热情盲目地确定一些脱离实际的目标,更不要盲目参加不切合实际的竞争,对自己的期望值不要过高,否则目标落空,遭受挫折,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其次要帮助他们学会自我调控情绪。在现实生活中,青少年难免会遇到不良刺激而出现负性情绪,考试挫折后的苦恼,同学吵嘴后的生气,工作中的不如意……对于这些,社会工作者要及时提醒和告诫他们学会自己调控情绪。最后要辅导他们学会人际交往。青少年在正常交往中,能沟通思想,交流情感,从中得到启迪、疏导和帮助,增强信任感和激励感,从而大大地增强学习、工作、生活的信心,最大限度地减少心理困惑,保持健康的心理素质。

2.利用文化传承工作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

青少年作为信息社会的主体,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与其父辈所拥有的文化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呈现出一种断裂性变化的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青少年的价值观与其父母长辈的价值观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对立,从而造成双方对同一问题的看法矛盾或者沟通困难,给家庭带来代际之间的冲突,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社会工作者有必要扎根在中国社会,着力于治疗中国文化断裂的“硬伤”,继承与借鉴双管齐下。为了极大的发挥社会工作者实践服务的作用,有学者对目前我国的社会工作存在的组织结构做了研究,并倡议通过政府,社会工作教育机构及海外有关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结成三方合作关系,致力于我国社会工作的研究,在继承我国传统社会教育优势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理论及经验。

3.社工需积极纠偏扶正青少年偏差行为

青少年偏差行为有一个过程,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发生之时必有不良思想和行为的表露。如果发现孩子有以下不良言行出现,社会工作者就应高度重视。如社区青少年有模仿凶杀、侠客的行径,任意毁坏财物,经常结识不良朋友,或者看淫秽录相,接触毒品,或者大吃大喝,出入娱乐场所,大把花钱等不良行为出现时,社会工作者就应该一方面教育引导,另一方面通知家长配合教育,让孩子逐渐从不懂事变得懂事,就能从根本上阻止孩子偏差行为的产生。总的看来,要纠正青少年偏差行为,靠某一部分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这需要青少年群体、家庭、学校、社会构成“四位一体”的有机体系,在实践中共同服务青少年,才能解决这一世界难题。(参见李瑞霞;《浅析社会工作者如何应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理论月刊》2008年4月)

七、社区民间组织与青少年发展

大量研究表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贫困、流浪、失业、犯罪等“社会排斥”现象正日益困扰着青少年的发展。青少年发展问题既包括国家在青少年福利和服务提供等方面的政策问题,又包括青少年教育和人格形成问题,还要关注对有情绪障碍和行为偏差的青少年的补救等。因此,构建一个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支持网络势在必行。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青少年发展的社会支持网由微观社会支持网、中观社会支持网、宏观社会支持网三个层面构成。微观层面的社会支持网主要是指在一定范围内能够给青少年提供支持与帮助的个体与群体,主要是家庭、邻里、朋友、青少年工作志愿者;中观层面上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指参与青少年工作并且在不同程度上给予青少年以支持与帮助的相关组织,主要包括参与青少年工作的相关职能单位支持网络、青少年工作单位与学校的支持网络和第三部门的支持网络;宏观层面上包括社会支持网络、政策支持网络、社会文化支持网络、经济支持网络、大众传媒支持网络。其中,社区民间组织是青少年社会支持网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参见黄丽惠:《推进并完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思考》,《闽江学院学报》2010年1月)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尤其是随着“单位人”迅速向“社会人”、“社区人”的转变,社区民间组织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将更加明显。社区民间组织在充分挖掘社会资源和社区优势、积极消除对青少年群体的“社会排斥”现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社区民间组织对贫困青少年群体的救济是由有经验的、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者承担,而非政府官员,因此有助于消除受益对象对公共援助的潜在政治恐惧感以及由于社会排斥而形成的剥夺感。

其次,社区民间组织对青少年福利的供给直接面对服务对象,因而对受益人的需求反应灵敏、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优于政府机构,且更加专业化、人性化。

再次,社区民间组织本身具有“非分配约束”的特性。这使其在提供青少年福利服务商品时只能将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作为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基金而不能参与分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组织成员在提供服务时牟取私利的动机,从而最大化地维护了受益对象的利益。

最后,社区民间组织项目化的运作机制和模式,使得处于各种生存背景下的青少年群体都有可能接受到服务项目。比如,对贫困青少年可提供家庭救济、医疗补助、教育资助等救助性服务项目;对残障青少年可提供医疗护理、特殊教育、爱心奉献等治疗性服务项目;对一般青少年可提供健康文娱、生活教育、安全教育、科学普及等发展性服务项目,帮助犯罪青少年“再社会化”等等。(参见段素菊:《社区民间组织与青少年发展——以青少年社区矫正为例》,《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10月)

摘编:李  哲

责编:郭开元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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