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
最后更新:2008-8-3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与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农民工是国家经济改革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者,他们在受益与贡献中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长久以来的城乡户籍制度,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仍然不能取得与拥有城镇户口身份的劳动者平等的地位并享受相应权益。改革开放已历经20多年,农民工也已经历了两代,他们逐渐成为一个不容忽略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在城市中,两代农民工均面临着低工资、较差的劳动生活条件和社会融入的困难。然而,两代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有着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与社会环境。有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除了户籍以外已经没有了农民的影子,他们没有农业技能更不希望回到农村。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无论从就业技能到心理预期都将自己定位于城市,这不是一种短期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就应当有着比其父辈更为强烈的权利诉求,他们的最终归属是产业工人、市民而不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形成将对我国的就业和城市发展政策产生深远的意义,这决定着我国的城市发展将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农民工。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项研究以问卷调查为基础。本次调查以新生代外来务工青年发展状况为主要调查内容,选取了北京(建筑业)、唐山(采掘业)、山东(制造业)和成都(服务业)四个省市的各一个行业作为抽样调查的样本范围,调查对象人数共计4673人。调查选取范围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所获数据翔实。本调查报告首先从产业、性别、年龄等维度对青年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及状况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和描述,并通过和老一代青年农民工的对比研究和代际研究,分析他们和老生代农民工的差异,总结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然后深入分析其内心世界,刻画他们精神特质,概括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利益诉求。

最后,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特殊的群体特征、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利益诉求等提出具体的对策和政策建议:鼓励社会纠正对农民工的偏见、倡导农民工摒弃自身不良行为、促进城市社区的理解和接纳、呼吁政府之新政全面惠及我们的“农民劳动大军”,同时呼吁社会尤其对年龄较轻的新生代农民工给予最多的人文关怀。

 

第一部分  研究方法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采取的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农民工问题产生的必然性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在几十甚至上百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但是,他们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下采取的做法,虽然昭示了伴随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在制度设计层面上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不能为我们提供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而且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的现实基础上,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如何解决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平稳转移的现成模式。毫无疑问,中国的农民工问题非常特殊。

当前,外来务工青年已成为一个与国家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主体是“新生代农民工”,即80年代后出生的进城务工青年,全国目前有超过一亿的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农业和农村的特征减少,城市的特征明显增加。他们处在一个身份认同和自身定位的转型期,已经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转型成为逐渐脱离土地和农业,独立于城市之中的新的阶层和利益团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极为鲜明且富于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直至性格及特点最终成型的阶段,他们现今的变化趋势直接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主流农民工的属性、特征和境遇状况。

从代际理论可以知道,对于代际的划分需要考证人群是否具备了其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代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但是为了便于实证调研,本研究对新生代的界定仍然用年龄作为划分的标准。即新生代是指年龄在25周岁(1980年以后出生)以下16周岁以上的农民工,而与之相对照的是25周岁以上的农民工。应当指出的是,年龄的划分是基于研究假设的划分,而是否形成了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划分或者是初步的代的形成,正是本研究的目的。

二、研究方法及框架

对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进行研究,实证调查中的问卷法是一种可取的选择。然而,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强,抽样框的建立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困难。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能确切地指出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同时,农民工的分布与城市的产业分布高度相关,不同的城市就有不同职业特点的农民工群体。因此,在可行的前提下,本研究采取了选取特定省市代表特定行业、分阶段随机抽样与非随机配额抽样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根据各地产业发展的特点,我们选取北京市建筑业的青年农民工、山东省制造业的青年农民工、成都市服务业的青年农民工和唐山市采掘业的青年农民工作为这四个行业的代表进行问卷调查。这四个行业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

除问卷调查外,文献研究法和个案访谈法也是本研究采用的重要方法。

三、代际理论的研究:本研究的着力点

代的划分和更替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但与特定的历史事实相联系构成一代人的共同经验和文化价值时就成为一个社会事实。代,首先是一个人群的自然属性,是通过年龄所区分的不同人群。然而,代际的自然属性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其深层的划分标准应当是由于社会文化的不同而形成的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生活处境、思维方式乃至语言习惯的人群。目前我国关于代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代的形态划分、特征描述、代沟的产生与原因等内容。如廖小平在《代论》中从代的属性(自然与社会属性)、个体之代与类之代、代的进场与退场、代与亚代等方面充分探讨了代际的内涵与联系。从研究角度上看,代的研究重点在于城市中的代沟问题和家庭中的代际关系,主要探讨代际对于文化和伦理传承的影响。如汪堂家在《代际理论的两个维度》中提出,代际理论研究的维度可以包括微观上的家庭中代际的伦理关系和宏观上的国家、民族中代际的伦理传承。从研究方法上看,代际问题研究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则重在不同代对具体问题的差异。如贺常梅、乔晓春等采用个案访谈、典型组讨论及两代人对话的方法,对两代人关于老龄化问题做了实证的调查研究。

代沟问题研究是代际研究的一个重点,其中包含了关于伦理、价值观念及其他具体问题的代沟。这些研究多基于人口学研究,较少涉及农民工这个具体群体。但是代际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无疑给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视角和方法论。以代际视角关注农民工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后对农民工问题研究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对迅速崛起的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的研究与“三农问题”的研究一样,曾经长期处于“问题研究”的层面。以2004年东南沿海地区初现“民工荒”为转折点,国内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原来的“问题研究”、“道义关怀”逐步转向对农民工的“身份确认”、“平等权利”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研究。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有学术界和传媒两大领域的关注。在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有的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权和身份认同问题(王春光,2001;于扬,2005;钱正武,2006;陈占江、李长健,2006),有一部分学者关注青年农民工的外出动因及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王春光,2003;张叶云,2006)。有学者对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突显了不同代际农民工在年龄、初次流动年代、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王东、秦伟,2002),这些研究为进行新老生代农民工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分析的视角与思路。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目前并没有专门的理论基础与公认的研究方法。以往多注重研究和阐述农民工及民工潮的起因、现状和社会经济影响的宏观方面原因,多从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及社会迁移等宏大的角度出发,最近几年的研究开始从中观和微观的层面来分析出现的新问题。以往的研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代际差异涉及面不足,同时存在着研究不深入的状况,只是从年龄、年代、文化程度等外在角度进行描述。同时这些研究都基于人口学研究,社会经济学研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传统分析角度,专门涉及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具体群体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传媒领域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即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农民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大量而集中地报道了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体现出的巨大差异,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鲜明的群体特征。大量的报道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颠覆和抛弃了上一代农民工的优良传统,并列举了颠覆和抛弃农民工传统的若干观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娇气,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爱体面、追求时髦,三是他们在工作上不能吃苦、对工作挑三拣四,四是他们对自己的权益更加重视。这激起了网上的热烈讨论,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即将作为中国主力生产大军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已经成为“垮掉的一代”,他们能否成功托起未来。

针对上述争论,本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老生代农民工的代际比较研究”部分将依据翔实的研究数据,事实求是、多维度分析,力争还原最真实的新生代农民工,逐一澄清上述争议与误区,回应社会争论。

 

第二部分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现状综合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现状综合研究是一种横向研究,综合了各地的分报告,从行业、地域、年龄、性别、收入、文化水平、婚姻等九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思想认知及其他方面进行综合的、全面的描述和解析。力图呈现真实、全面的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现状。

 

第一节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与生活现状解析

一、居住状况与住宿条件不容乐观

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居住条件很一般,甚至是艰苦的,多数情况还是住在集体宿舍,其次是租房住宿。集体宿舍是单位所提供,居住条件绝大多数都比较简朴甚至简陋,而在打工所在地租房住宿的条件也并非很好,自己买房的较少,只占12.6%。如表1

 

1:青年农民工居住条件状况

居住条件

有效百分比

集体宿舍

49.8%

租房住宿

25.1%

自己买房

12.6%

工地工棚

6.2%

亲友的房子

4.3%

 

进一步分析表明,建筑业、制造业和采掘业的青年农民工多数住在集体宿舍,从事服务业的青年农民工中,最常见的是租房住宿。这与他们的行业工作特点相吻合:制造业、采掘业和建筑业是工作场所比较固定的行业,这些行业的青年农民工主要都是住在集体宿舍。对于服务业而言,由于职业内容宽泛、地点不固定,工作时间也不固定,他们主要选择租用他人的房屋住宿。

男性青年农民工主要住在集体宿舍,而女性更常见的是租房住宿。由于女性大多数从事服务业,而服务业的住房特点是租房住宿居多,所以才会出现住房方面的性别差异。

文化水平同他们的住宿条件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文化水平的升高,住在工棚和工地宿舍的比例降低,同时自己买房和租用他人房屋的比例越来越大呈明显上升趋势。

从务工时间的角度看,显著的趋势是随着务工时间变长,买房的人数增加,同时租房和借住在亲友家的人数减少。

从单位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青年农民工居住在集体宿舍的最多,在外资企业务工者多为租房;就居住条件的多样化和灵活性,外资企业最为灵活多样、民营企业次之,国有企业的住宿条件最为固定和单一。外资企业的农民工的住宿条件更为多元化,自己买房、借住在亲友家等情况所占的比例也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高。

从收入的角度分析,收入越高,居住在集体宿舍的比例越大,租房或借住的比例越小。可能的解释是:在大城市居住在集体宿舍为他们省去了很大一笔生活成本,使其收入在无形中增加了,同时提供集体宿舍的单位多倾向于国有企业,福利比较丰厚,工资稳定水平较高、并且很少拖欠,收入相对有保障。所以居住在集体宿舍的人的整体收入相对很高。

二、工作状况亟待改善,工资拖欠依然存在

对新生代青年农民工工作状况的分析,我们主要从工作环境、劳动强度、劳动保护三方面入手:

总的来说,青年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不容乐观。工作环境总体水平一般偏差,建筑业、采掘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工作环境都不容乐观。其中尤其以建筑业和采掘业的工作环境最为恶劣,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环境相对较好。

青年农民工的劳动强度一般偏大。多数青年农民工认为劳动强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属“一般”(65.7%)。认为劳动强度“大”或“很大”的有近三成(28.9%),认为劳动强度“小”或“很小”的仅有5.4%。比较而言,采掘业、建筑业的劳动强度较大,远远大于制造业和服务业。

劳动保护方面,只有部分的劳动保护者居多(59%),说明广大青年农民工还没有得到完善的劳动保护,而国家对于这部分特殊群体的劳动保护正处于完善阶段,但是力度不够,进度也很慢。

工资拖欠问题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在建筑业最常见,表示能及时领取工资的只占调查对象的45%

三、工资收入水平总体较低

经本次调查粗略测算,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主要在1000-1500元的范围内。这种工资水平低于其所在城市的平均工资标准,高于其所在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

不同的行业之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采掘业、建筑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采掘业平均工资最高,建筑业的高收入农民工比例最大(近10%),制造业居中,服务业的工资水平最低。

男性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女性在低收入水平占的比重大,而男性则在高收入层次的分布人数远远高于女性。文化程度高,工资收入也相应比较高。务工时间长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务工时间短的农民工。已婚者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未婚者。

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最高,略高于民营企业,而在外资企业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最低,普遍集中在700-1000元的范围内。

四、工资收入的用途——寄钱回家的比重总体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第一位是用于自己的生活消费和开支(44.7%),然后才是寄回去补贴家用(40%),这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消费支出特点。

从行业角度和性别角度来看,北京建筑业青年农民工的寄钱回家里的比重最大,达到了70.8%,个人消费只占17.6%;恰恰相反,成都市服务业青年农民工的生活开支最大,达到了58.7%,而寄回家里比重仅为20.6%

由于服务业女性占大部分,行业属性和性别特征决定了这种现象的发生,从事服务业的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经历比较多、经常可以最直接接触到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她们思维比较活跃、漂泊感强烈,这就导致了她们偏重于以自我为中心,毕竟人在外“照顾好自己是最重要的”。所以会相应增加个人消费、减少补贴家里的费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生活开支增加,学习培训和人际交往的费用相应减少,寄回家里的人数比重维持稳定。从婚姻状况的角度分析,青年农民工的支出状况出现很大的差异,已婚者寄钱回家补贴家用的比重明显高于未婚者,未婚者花在学习培训和人际交往的费用比例明显高于已婚者。已婚者比未婚者责任感更强,更会照顾家,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收入水平的角度分析,很明显的趋势就是:随着收入的提高,生活开支比例递减,而寄回家里的比例递增。700元以下收入者的收入中个人生活开支占据了51.7%,而到了1500以上的收入水平,生活开支比例降为34.8%的同时,寄回家里的比例上升到53.1%

从这一细节就可以窥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贵品质:强烈的责任感,对家庭的照顾。在收入很低的时候他们除了进行必要的个人生活消费之外,省下的钱多数都寄回了家里补贴家用。随着收入的提高,他们的收入在上升的同时并没有随着加大生活消费,而是节约、控制自己的消费开支,将省下的钱寄回家里,这样才致使随着收入上升,补贴家用的比例递增。

五、务工渠道——非正规渠道主导、官方正规就业渠道重要性缓慢上升

青年农民工进入所在工作单位的方式中最多的情况是“自己找的工作”和“通过亲戚朋友、同乡介绍”两种形式,二者合计占70%,然后才是通过政府中介部门或劳动部门。

从行业维度看,建筑业青年农民工绝大多数是通过亲戚朋友、同乡介绍,还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由私人包工头带出来等渠道找到工作的,这也是建筑业的典型特色。服务业最多是靠个人能力和个人资源进入的,服务业多为女性,她们凭借自己的年轻、气质、口才等个人综合能力找到工作,她们很少通过正规的介绍进入服务业。

受教育文化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通过正规渠道自己找工作,越倾向于通过本地政府部门和劳务市场找工作。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其使用劳动力市场信息、运用社会公共资源的能力越高,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越高。

国有企业的青年农民工的进入方式不是通过政府中介或劳动部门,反而大多数通过关系或者熟人才能进入,民营企业更多的是个人自由择业。

但是调查也发现,政府中介部门或劳动部门等正规就业渠道的作用正在稳步上升,越来越受重视,但是进程缓慢。可见政府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实现用工信息的透明化、公开化,遏制打击企业在招工用人方面的“暗箱操作”。

六、业余文化娱乐活动:大众化特征明显

看电视和阅读报刊杂志在青年农民工的业余文化娱乐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听音乐、上网、聊天的比例也不低,成为时尚前卫青年农民工的文娱活动的主导。排名前五位依次是:看电视、阅读报刊杂志、听音乐、上网、与老乡或工友聊天(见表2)。可见他们在平时紧张的工作之余,对外界信息时刻保持着较强的探知欲和需求。农民工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低、信息比较闭塞、打工生活单调而缺少调剂,所做的工作也都是主要靠体力挣钱,所以他们会尽可能通过电视等身边的媒介了解外界,通过阅读报刊杂志获取信息和知识。

 

2:青年农民工业余文娱活动状况

文娱休闲活动

有效百分比

看电视

24.2%

阅读报刊杂志

20.4%

听音乐

14.2%

上网

11.0%

与老乡和工友闲谈

11.0%

 

从性别的维度,女性更倾向于看电视、上网及听音乐,男性更倾向于打牌下棋、打麻将、与老乡或工友闲聊。男性和女性在阅读报刊杂志、业务学习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阅读报刊杂志、业务学习、上网和听音乐;文化水平低的倾向于打牌、打麻将、与工友或老乡聊天。最明显的就是上网:小学水平的上网比例是3.8%,到了大专及以上,比例高达44.5%

从年龄的角度看,上网、聊天、听音乐等在城市里非常时尚流行的生活方式也为年龄轻的农民工所钟爱,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里的孩子们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我们通过统计数据也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时尚、阳光、青春的一面。

月收入越高的青年农民工越注重和老乡以及工友聊天,可见联系网络和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提高收入的途径,同时收入提高也会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

七、努力工作的动力及个人追求:一个因性别与年龄而变化的变量

从工作的动力方面就可以看到青年农民工的可贵品质——对家人和家庭的强烈责任感。60.2%的被调查者表示努力工作是为了家人生活得更好,仅18.8%表示努力工作是为了自己活得更好;认为努力工作为了贡献社会和证明自己实力的均占不到10%。新生代农民工在为自己的家人、为了自己活得更好的同时也就为社会、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只有每位农民、每个农民家庭生活地更好,整个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与进步。

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的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在追求更好的生活的过程中,他们的动力主要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更好,而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家人活得更好。尤其是多子女且有孩子在上学的情况更为典型:家里的老大、老二为了家庭生计、为了弟弟妹妹能够完成学业,他们“牺牲”了自己,来到陌生的城市,进入了陌生的人群,从事了起初很陌生的工作。

所调查的四个行业中都是为了家庭及家人努力工作占据主要工作动机的地位。服务业认为努力工作是为了自己生活地更好的比例最大,为24.4%

从性别的角度看,男性更多的是为了家人努力工作,女性努力工作则倾向于为了自己生活的更好和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也是和农村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在农村女孩子的责任和义务是远远小于男孩子的。

从文化水平的角度看,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青年农民工中努力工作以证明自己实力的倾向逐渐加强。比较已婚和未婚的青年农民工,未婚者努力工作更倾向于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为社会做贡献,已婚者则倾向于为了家人生活地更好而努力地工作。婚后的农民工的思想比较实际,而未婚者则相对理想化一些。

工作的时间越长,其为家人生活得更好而努力工作的动力越大,而刚刚进入行业或进入时间不长的青年农民工则相对更多地考虑努力工作为了自己过得更好或者为证明自己的能力。刚开始进入工作时,新生代农民工都是很有热情,有比较远大的志向。随着时间的消磨,随着进入工作角色,随着看到很多的不公正和无奈,他们变得更加务实、更加理智、也更加现实。

八、面临诸多心理问题,认为打工生活劳累但有奔头

新生代农民工在外打工的生活舒适度一般来说是比不上在家里的。但对他们来说,精神生活的孤独与空虚才是更严峻的考验。他们远离亲友,只是一个“半成人”的社会化水平,还是孩子,每每在外面遇到不顺都会想起自己的家人,想到他们之后暗自神伤;他们正处在一个恋爱的季节,却发现身边鲜有能够在一起说心里话的伴侣,四个行业中只有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男女的比例较均衡,建筑业和采掘业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而服务业大多数则是女性,这三个行业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使在其中的农民工在工作的范围内很难找到异性的朋友。

最让他们觉得不公平的就是看到城市里的同龄人过着时尚、青春、阳光的生活,而自己则过着清苦、微薄、单调枯燥的生活。“人类之痛苦在于有比较之心”,这种比较是最令新生代农民工痛苦的;他们处在一个最爱体面的人生阶段,却在城市里遭到无数的白眼与蔑视;他们正处在培养自尊自信的关键阶段,却很少得到尊重;在老板的面前,他们的自尊、自信、体面都曾经一败涂地过;他们不满于现状,却又由于文化、能力有限,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们渴望异性的交往却很难得到满足。在青春期,有效而充分的人际交流对于青年的人格塑型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交流过少,则不利于性格的健全和发展;他们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了城里人的种种歧视。迷茫、彷徨、愤慨、无助、仇视、向往等多种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青春期复杂的人格和思维状态。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感受是平平淡淡的(40.8%),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忙碌和劳累的,她们认为为生活虽然苦点累点,但是很有奔头,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生活很辛苦,希望换种活法,这多是年龄偏轻的那部分人的想法。

 

第二节  新生代农民工保障与维权现状——法律意识初醒

一、劳动合同签订状况

本次调查显示,已经有超过一半(62.1%)的青年农民工和所在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但仍有38%没有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无合同就业导致了青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受到损害的时候没有法律依据,比如很多农民工遭受工伤的时候用人单位不仅逃避责任,同时单方面终止劳动关系,这是很恶劣的行为。由于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淡薄、缺少了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很大损害。

国有单位同个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最好(73.8%),其次是外资企业(68.6%),民营企业的签订率最低(55%)。政府应加强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企业的监督力度,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

二、工伤保障状况

总体上看,60%的情况下出现工伤时,单位是支付资金治疗的。但依据法律和相关规定,单位或雇主是必须100%出钱为其治疗的,可见单位负责的程度不够。

服务业的工伤保障情况最差,仅有47.3%的得到单位的费用支付,52.7%的人表示不知道或无工伤保障。制造业、建筑业和采掘业的工伤保障相对较好。

从性别的维度,男性发生工伤时更容易得到单位出钱为其治疗。原因有:一是男性从事的工作更具危险性,更容易发生工伤事故,二是女性争取自己权益的意愿、能力和效果均不及男性农民工。

国有企业的工伤保障状况最好,好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即使如此国有企业的力度也不够,仅为64.8%。国有企业对其正式员工的工伤是“工伤保险”,即使是国有企业也没有为农民工建全工伤保险,致使工伤事故出现时为农民工出钱治疗不够及时、充分。

三、法律意识整体淡薄

青年农民工整体法律意识淡薄。16.7%的青年农民工真正了解劳动法,大多数青年农民工只是对劳动法了解一点,而15.3%的人则一无所知。广大青年农民工对于相关的劳动领域的法律还是非常陌生的,法律意识整体上很淡薄。这说明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普及力度也不够、各地的普法活动频繁,收效却不好,大有形式主义倾向,并没有切实关照到青年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

进一步分析发现,四个行业青年农民工的法律意识都很淡薄,由此可以推断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劳动法律普及状况不佳、他们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强。男性对劳动法的了解好于女性。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对劳动法等法律也越了解。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农民工在对于劳动法的了解及法律意识上都没有显著的差异。

四、工作单位的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及其职能行使状况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共青团组织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普及程度不及工会组织的普及程度,仅为55%,而工会组织则已达到63.3%

团组织建设情况最好的是制造业(74.2%)和采掘业(68.4%),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团组织是比较少的,普及率较低。74.4%的国有企业的建立了团组织,运行状况良好,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从团组织的职能行使状况看,青年农民工对于团组织的期望和评价还是较高的,多于一半的人认为团组织可以有效地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青年工人素质的提高。制造业和采掘业的团组织建立状况最好,他们的行使职能效果也较好,对团组织的评价较高。

63.3%的青年农民工的所在单位存在工会组织。其中国有企业存在工会组织的状况远远好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青年农民工对于工会组织的工作还是比较认可的,有一半的农民工对于工会组织是非常满意的,认为工会的存在维护了工人的合法权益并促进了青年工人素质的提高;三分之一的工人认为工会的作用有限,极少数也存在工会被老板控制而形同虚设毫无作用的情况。

五、青年农民工维权的渠道与现状

当合法权益受损时,青年农民工选择最多的维权方式是寻求法律援助(44.7%)、找政府的劳动仲裁机构(33.9%)和向工会求助(41.2%)。可见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依法行使权力维护权益的意识在青年农民工中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但同时也有少数人通过求助亲友、反复找老板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少数人感到无奈,采取消极对待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筑业中主流的维护合法权益的方式不是通过合法化、程序化途径解决,而几乎都是通过“反复找老板”这种非正规的方式解决问题。可见在建筑业(北京)一方面是这些青年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不强,但更多的则和北京建筑业的市场秩序有关,市场管理相对不够规范,建筑业用工准入制度不够健全,对包工头资格的审核不够严格,导致了很多老板(包工头)对青年农民工很不负责任。在建筑业通过法律化、正规化、程序化的途径往往是很难解决问题的,这才会导致农民工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更多地采用反复与老板交涉的途径。而这种方式农民工很大程度上是处在被动、弱势的位置上,往往造成对农民工合法利益的巨大损害。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维护合法权益的过程中,男性和女性青年农民工也会出现显著的差异。男性消极对待、找工会、找政府和依靠暴力解决问题的动机明显,女性则更会依赖法律途径、求助亲友、求助妇联的方式维权。可见,女性的维权行为更加积极、更为理性,男性的维权行为更消极、感性、暴力和冲动。

年龄很轻(16岁及以下)的青年农民工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很少选择通过法律渠道、程序化、正规化地解决问题,而通过非正式的方式解决,找亲友、反复找老板、消极维权的方式,这也反映了他们依法维权意识的淡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学会了通过正规程序化、法律的渠道解决问题,通过找律师、找工会、找政府机关、找劳动仲裁机构、找妇联等方式依法维权的比例在不断上升。

文化水平高者倾向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文化水平提高,法律方面的知识也会加强、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了解深入了,会选择法律化、程序化、正规化、更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

从单位性质的维度,国有企业青年农民工在维权时最倾向于找工会,而外资企业农民工最倾向于诉诸法律、寻求法律援助。

 

第三节  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要及利益诉求

一、新生代青年农民工渴望学习,发展意愿强烈

调查显示,青年农民工目前最迫切需要了解的知识主要是专业技能知识(69.7%)、法律知识(54.7%)和文化知识(47.8%)。这种需要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细微的差别。

专业技能知识是青年农民工进行再发展、获得更好工作和更高收入的必备条件,对于他们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他们的生涯规划具有重大意义。法律知识也是他们迫切需要的。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屡得不到保障,遭到肆意侵害与践踏,这与立法不足、法律意识淡薄都有直接的联系。文化知识之所以成为他们迫切需要的知识则是因为社会文明的高速发展、激烈的竞争使他们认识到了知识的力量,同时由于其当下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出于“代偿”的心理,则会更加愿意学习文化知识。

劳动法规、社会保险、子女教育政策依次是他们最关注的法律和政策知识。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障落实不够。

继续学习的渴望、技能培训的迫切感、提高自身素质急切感在调查中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使我们感受到青年农民工强烈的可持续发展意愿和危机意识。

9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继续学习,他们对于文化知识、专业知识有极强的探求欲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文化水平越高,对于接受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热情,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意愿更为强烈。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现状与问题

调查表明,将近80%的青年农民工曾接受过职业培训,仍有五分之一的人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

建筑业(北京)农民工接受专业培训的比例最低,仅为66%,远远低于采掘业和服务业。行业危险性如此之高的建筑业反而拥有最低的工作培训比例,实在令人担忧!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越高,接受工作培训的比例越大。从月收入的角度来看,月收入越高得到的工作培训机会也越多。

国有企业对农民工的培训情况最好(84.8%),外资企业最差(71.6%),民营企业居中(78.4%)。

目前农民工培训工作中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短视病,培训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培训内容或滞后或与实际工作脱节。二是培训具体效果不佳,上岗培训的普及并未带来工作能力的提升。三是出现了政绩化、形式化、光鲜化倾向。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期望

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理想的月收入远高于1000元的标准,由于实际工资偏低,他们工资增长的愿望极其强烈。

总体来看,男性对自己的收入期望高于女性。年龄越大,收入期望也越高。文化水平高的青年农民工对收入的预期和期望相应提高。已婚者的收入期望高于未婚者,由于结婚之后各种消费开始增加、生活成本提高,他们对于工资收入的要求自然会提高。国有企业的农民工的收入期望最高,远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再从收入的维度看,现实收入愈高,则收入期望愈高。

四、对子女有很高的期望、全力投入子女教育

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都是非常之高的,近乎达到不切实际的程度。绝大多数人对子女学历的期望都是大学学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三者合计达89.1%,其中希望子女将来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达38.8%。这是他们复杂心理的表现:其一反映了他们对当今社会的深刻认识,对知识教育及文化的尊重、珍视和敬畏之情;其二反映了他们的自我否定,对目前生活的无力与不满。即对自己受教育程度的不满,对自己能力的否定,自卑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其三,出于“代偿”转移心理,他们寄厚望于下一代完成自己的愿望,生活得更好,攀登自己没有达到的人生高度,做自己这一代做不到的事情。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他们竭尽全力让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投入毫不犹豫。

本报告着重从文化水平和婚姻状况两个维度解读这种高期待:

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期望也是越高。因为较高的文化程度更能够清醒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和知识时代的主题,同时他们本身竞争中处在很优势的地位,拥有更多、更有力的资本,他们对子女的期望也更高。

未婚者对子女期望明显高出已婚者。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代偿”心理,未婚者年纪轻,多为刚工作不久,对自己因文化程度低导致待遇不足更为敏感,所以其代偿性地期望子女比他们更为“高学历”、更为“有知识”、更为“有出息”;第二是抚养子女成本的考虑,未婚者与已婚者相比较少会考虑抚养子女成长成才的巨大物质消耗和心理成本,因此未婚者考虑地比较轻松和理想化,必然导致了未婚者对子女的期望超高。

五、生活方式的选择——向往城市生活

在意愿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一旦客观条件允许,很少有人不选择在城市定居。因为他们对长时间工作生活所在的城市具有感情,为城市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适应了城市的环境以及生活的方式和习惯,对城市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这是他们对于城市文明的认可。也有少数人选择挣钱“差不多”的时候回家生活,这首先是考虑到了城市里高昂的生活费用,其次受中国传统“衣锦还乡”思想的影响。

制造业(山东)农民工最倾心于在打工的城市定居,而建筑业(北京)的农民工最倾向在京赚足了钱之后“衣锦还乡”。首先是生活成本的制约:北京这个城市生活费用之高、生活成本之大、竞争气氛之浓、生活压力之大是其他几个城市无法比拟的,所以在京建筑业的绝大多数农民工都选择回家定居生活。而山东城市的生活成本、竞争压力都较小,所以选择在城市里买房定居的可能性较大。

从性别来看,男性和女性的农民工都倾向于在工作的城市定居生活,但女性的倾向要明显和强烈地多,她们更不愿回到家乡生活。有71.4%的女性青年农民工认为如果条件允许,会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分居”,而男性做出这种选择的比例为50.5%

文化程度愈高,愈倾向今后在打工所在的城市里定居生活。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文明程度显然是很高的,可见青年农民工对于文明、进步的追求是很积极向上的,对于城市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向往的。

未婚的青年农民工更加倾向于在工作地的城市里定居,已婚的青年农民工则相对倾向于挣钱回家生活,他们更务实、更低调。

六、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利益诉求

调查中我们强烈感受到,渴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惠及是青年农民工的迫切需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只能用“薄弱”来形容,不用说其他险种,目前最重要、基本的工伤险和医疗险的投保率都还比较低。同时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也一直将农民工排除在外,他们只能得到政府零星的关照和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服务和私力援助。

青年农民工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可,渴望“市民”的身份认同及社会融合,渴望得到市民待遇,获得尊重、认可与接纳。他们日益重视城里人的眼神是否包含着歧视,并且暗下决心,要通过不懈地努力,取得市民的信任、理解和支持。他们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在城市的工作和建设中,他们和普通市民没有区别,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只是希望城里人不再对他们的身份予以歧视。

维护打工者的群体利益和尊严,追求体面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方式。这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体现地最为明显。

 

第四节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知状况

一、对婚前同居、婚外性行为的态度分化严重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婚前同居的态度分化严重,只有38.3%坚决反对婚前同居,26.8%的人赞同婚前同居,认为这样可以加深感情,有利于婚后的适应,其余的1/3表示无所谓,可见婚姻观念的差别之大,婚前同居占有很大的市场。

对婚前同居的态度存在行业差异。采掘业(唐山)青年农民工最坚决地反对婚前同居,倾向保守和严谨。服务业(成都)青年农民工最赞同婚前同居,认为婚前同居是可以接受的。

女性更坚决反对婚前同居(45.3%),男性更倾向于无所谓。男性表示坚决反对的占33.8%,表示无所谓的则占到37.4%。年龄越大越会表示反对婚前同居。

不同文化程度对婚前同居的态度和理解迥异:文化程度愈高,愈趋向于接受婚前同居,文化程度愈低者愈会反对婚前同居,而且这种差异极为显著!如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坚决反对者占49%,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这一比例仅为20.3%。由此可以推之,文化程度对于婚姻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显著的,文化程度的提高更会理解和接受婚前同居,更会认为婚前同居与否无所谓。

收入愈高,愈倾向于会接受、赞同婚前同居。

由于婚外性行为不同于婚前同居,已经明显超越了社会的伦理底线,所以对于婚外性行为,所有的青年农民工的看法非常一致,都是坚决反对的。在反对的方式上,有的认为要从社会公德和道义上予以谴责,有的主张依法给予制裁。但是也有少人认为基于爱情的婚外性行为(14%)以及家庭原因导致(11.3%)的婚外性行为则是可以理解的。

二、认为社会严重不公

调查显示,青年农民工认为社会严重不公。首要原因是社会本身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其次是身份的特殊性,导致了他们与所在城市社区之间互动上的障碍,致使他们对社会公平性认识偏于严重。

采掘业青年农民工最倾向认为社会严重不公,他们认为这种不公到了需要控诉的地步。

众所周知,采掘业是高危行业,工伤、死亡事故多发,严重危害了他们的生命安全。工人发生事故后得不到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和救治,甚至小煤窑的老板给个一两万草草了事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若发生了严重的矿难事件,老板极可能逃之夭夭亡命天涯,置伤亡工人于不顾。这些恶性事故在媒体上比比皆是。采掘业的农民工时刻受到重伤和死亡的威胁,而当这些危险真正出现,却少有保障和补偿,他们觉得社会最不公平,到了“吃人”的地步。

年龄不同者对社会公平的评价也不同。年龄愈大,愈会适应社会,愈会用一种世故和宽容的眼光看问题,觉得社会不是那么严重的不公平。16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有58.8%的人为社会是恶性不公平的,而25岁以上者认为社会不公平的比例显著降低。16岁以下青少年“眼中容不得沙子” 的特点明显,社会不公平现象都会深刻反映在其意识中。由于世界观尚未成熟,打工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和烦扰也会被他们认为是社会的不公平造成的,必然导致其对社会不公平的认识过于偏向严重程度。而25岁及以上的青年农民工,他们的认识一方面趋向成熟和理性;另一方面对于某些社会不公平现象已经在潜意识里变得适应麻木、见怪不怪了,这两个原因致使大龄青年农民工对社会公平的认识的严重程度不能精准反映现实的不公平程度。

从月收入水平的角度,随着月收入的提高,倾向于认为社会比较公平的比例也在提高。可见收入高,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公平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他们对比于较低收入者更加趋向于认可社会的公平性。

三、新生代农民工眼中社会不公平的种种表现

青年农民工认为,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包括:贫富差距,典型表现为“包工头老板”和工人生活的天壤差距;社会机会不均等,没有文化知识却依靠关系的人反而活得更好;干部的特权主义、钱权交易;国家政策长期向城市倾斜、城乡差距(包括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城乡生活消费水平、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事业、文化教育发展等全方位的差距);农民和非农人口间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巨大差距等等。  

 

3:您认为社会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有效百分比

普通老百姓向上发展的机会太少

2054

51.3

分配不公

960

24.0

医疗保障水平差距太大

512

12.8

教育机会不公平

390

9.7

其他

91

2.3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青年农民工眼中最大的社会不公平就是社会机会分配不均,即“普通老百姓向上发展的机会太少”,其次才是由此导致的分配不公,城乡医疗保障水平和教育机会的巨大差异也是很显著的表现。“普通老百姓向上发展的机会太少”不仅是社会不公平的最主要表现,同时也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普通老百姓向上发展的机会太少”实指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分配不公,社会成员并非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必然会有社会资源的集中垄断者和资源匮乏者,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决定社会机会不等,社会资源的不公决定了收入分配就会有巨大的差距。

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分配导致社会机会的不均等,而这些根本原因的外在表现就是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着重点应趋向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但是这些利益既得者为维护其利益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挠改革的完善,而利益既得者更容易进入国家的政策制定的领域,更有实力和话语权力来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诱导改革进程袒护其利益,这必然违背了维护社会公平的改革初衷,值得警惕。

四、新生代农民工眼中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4:您认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什么?

选项

频次

有效百分比

腐败严重

1376

36.8

贫富差距太大

1279

34.2

社会只认钱、道德沦丧

452

9.7

环境污染

436

9.3

社会治安状况不好

167

4.5

其他

27

0.7

 

4清晰显示,青年农民工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腐败严重和贫富差距过大,这和众多专家学者的认识相吻合,而青年农民工相对偏重于官吏的腐败。本次研究的青年农民工身份很特殊,是“新生代农民工”,其角色和地位正在转型,由原来的“外来人口”转变为完全融入城市社区并和社区互动的准市民和准工人,他们的某些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也开始影响着城市社区。

虽然其地位和角色正在发生转变,但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处在社会较低层,属于城市弱势群体。对这些城市的“外来客”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必然是在同主流社会与社会强势群体之间进行交流互动时感受到的巨大差异和不公平。最严重的莫过于某些官员的特权横行和垄断集团的畸高收入,他们把贫富差距和腐败严重看成是社会的最严重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从不同维度出发,青年农民工对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的认识也存在明显差异:

第一,采掘业对腐败严重反映最为强烈,63.1%的人认为社会腐败问题严重,远高于36.8%的平均水平,如此畸高的比例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在采掘业存在极为严重的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唐山为中国传统工业区,全省遍布工业区和采矿区,各地的现代化程度、机械普及率和安全生产环境等整体工作条件参差不齐,采掘业是典型。唐山既有现代化的大型采掘企业,又有原始、落后的小煤窑,外地的青年农民工多在工作条件比较差、采掘工具比较落后的采掘企业务工,这些恰为采掘事故(如煤矿倒塌等)的多发点。

媒体屡屡报道,采掘业事故频繁发生,每年大量的工人因瓦斯爆炸、小煤窑倒塌、矿井倒塌和渗水等事故而丧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地农民工,一旦发生矿难往往九死一生,幸存者也很难再有劳动能力。由于未签劳动合同,老板逃避责任、拒绝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行经恶劣的老板事故后立即卷钱走人。而这些小煤窑多半没有任何采掘许可证、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等合法手续,这些采掘业私人老板在当地的采掘业却可以大行其道,“官商勾结”、“官煤勾结”现象在采掘业非常普遍,也是采掘业农民工最为痛恨的,他们绝大多数把官商勾结、官煤勾结、官员腐败现象视为当代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男性青年农民工倾向认为腐败严重是社会最严重问题,女性倾向认为收入不公及贫富差距为社会的最严重问题。这可能与传统的中国社会的性别角色不同有关。男性更多的是在社会中从事较重要的角色,他们对社会的现象见识和经历更多,关注社会的宏大角度,而女性则多从事家庭活动,对于收入的关心度敏感于男性。

第三,年龄维度的分析发现了奇怪的现象:绝大多数年龄很小的农民工恐慌于社会治安的混乱,认为社会治安不好是社会上最为严重的问题。16岁及以下的青年农民工心智和生理发育尚为稚嫩,接受不了外界很大的刺激,而农民工群体是个亚文化盛行的群体,成年认为很正常的暴力和灰色事件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经常构成很大的冲击和重塑,甚至彻底打乱其对社会和外界的感知体系。这不利于青年健康性格的形成、对他们的世界观造成很大扭曲。在16岁以下农民工看来,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充满着暴力、混乱和灰色事件的,种种秩序之混乱造成了心灵上极其强烈的“社会秩序混乱”的错觉,加之自己也会有遭受到压力、打击和暴力等真实经历,所以16岁以下这一群体中认为社会秩序混乱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统计结果畸高。

年纪愈大,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也愈趋向深刻思考和理性分析,他们则认为“腐败严重”和“贫富差距太大”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为数不少的外资企业青年农民工认为“社会道德沦丧、一切向钱看”也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与外企的企业文化、工作条件、人力资源战略及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外资企业倡导效率和效益,主张绩效评估,激励机制发达。用物质激励来促使工作人员努力工作争取最好的业绩和最大的效益,这有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则导致员工的压力增大、一切以工作为导向,他们都千方百计增加业绩或绩效来获得更高的报酬,道德准则下降到第二位,竞争激烈,彼此关系比较生疏,人文气息淡薄,氛围不够融洽,这给外企员工强烈的印象,就是“大家都在向钱看,人际人情冷淡,社会道德降低”。

 

第三部分  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的代际比较研究

 

第一节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基本视角

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问题应从以下四个基本视角出发,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本质特征。

一、新生性

新生代农民工朝气蓬勃,年富力强,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强,具有青春期的典型特征。

新生性主要表现在:年龄最轻,都是80年代后出生;他们年轻、有文化,思维比较新颖、活跃,更容易接受城市生活方式,也更易融入城市成为一员。处在青春期的典型时期,心智发展不够成熟稳重,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和完善,具有很大的人格可塑性;同时他们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稳定,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具有强烈的尝试欲,对于外界、对于新鲜事物保持全开放状态,追求生活的经历和过程,看重体验并从中得到心理满足感;青春期的人由于前途未定型必然存在心大志大、前景无限的心理,对未来的憧憬偏于美好;同时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具有叛逆精神;极具青年人特有的挑战与冒险的特质。

二、时代性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性需求提高,受瑰丽多彩的现代城市文明元素的熏陶,公民意识初步觉醒。

他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再无“物质匮乏、精神贫瘠”的感觉,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生存问题早已解决;需要层次也水涨船高地由生存型需求转向发展型需求;文化生活多姿多彩,电视机等现代信息手段也为农村的孩子全面展现了外面的世界,城市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进入城市,更使他们眼界大开,时刻受到现代文明和信息时代的熏陶;现代社会充满并散播着多元化的选择、多元的价值观和多元化的新思维,他们也有幸成为各种城市新思维、新事物和新生活方式的接受者和传播者;理想主义在他们中间仍有市场,怀揣颇为宏大、美好的梦想。盛世之下,每个人都有辉煌的梦想,进城务工就是为了谋求发展。他们把务工当作学习、提高、适应的过程,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从农民到工人乃至更高层次的人生命运转变,他们不愿再回到农村去。

三、农民性

农村户籍,家在农村,使新生代农民工本质上不可避免地保留有农民特质,保留有农村的生活习惯、农村人的世界观、农民的典型品质。但进城不久他们就会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并非蜕变消失,本质上他们仍具有农村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品质,有忍受挫折、感受艰辛的耐心和毅力。相比较于城市工人,他们在城市中仍然从事最苦最累、工作条件最差、收入最低、缺乏体面及尊严的工作。他们中是有一部分人在农村娇生惯养,很少从事农活,但这不足以抹煞他们的农民性,对农活最起码也是耳濡目染,脱离不了关系。他们只是相对吃苦较少,但是和城市同龄人相比,吃苦耐劳的品质还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他们的家庭责任感极强,尤其是男孩。

一些已有调查只是说明他们不愿意吃苦耐劳,这仅仅是一种变化趋势,也往往是农民工群体与资方进行博弈的手段,而并非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吃苦耐劳。他们的工作条件、工资水平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他们基于维权意识反对恶意压低农民工价值,并促进工作条件、工资水平的改善。

四、工人性

新生代农民工从谋生手段来看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工人,具有工人性,工人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为最重要的事情,对自己的待遇最为敏感。工人尤其关心其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是否成正比,时刻衡量付出和报酬并同其他工人比较,这也是他们作为工人的本性。工人更为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同样具备这个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青年农民工,他们具有新的特征,更具活力,思维和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更加趋向于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这是文化的进步,是青年人与文明进程的良性互动。

本次新老生代农民工比较研究,主要通过新老生代农民工的全面比较,还原真实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力图剥去种种不实的表象,破除无关因素和信息的干扰、还原其优良的农民特质,描述其新生代农民工真实的生活境况,反映其关切的利益诉求,展现其思维和意识的进步,分析其内在的心理机制,解析外在表现和内在心理的联系。

 

第二节  新、老生代农民工的代际比较研究

一、收入水平存在差距

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普遍低于上一代农民工。本次调查显示,25岁以下青年农农民工月收入超过1000元的仅占该年龄段的33%,而超过25岁的农民工月收入超过1000元的则占到该年龄段农民工的57.8%。原因是多方面的:务工时间存在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多是初来乍到,工作熟练程度不及老生代农民工;同时工作能力、技能水平等方面也存在的差距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普遍低于老生代农民工。

二、文娱活动形式差异显著

新、老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选择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体现出了传统和新潮文娱方式的区别,这些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老生代农民工的文娱活动方式非常传统,多为看电视、读报纸、打牌下棋、打麻将、与老乡或工友聊天以打发时间等;对比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倾向于业务学习、上网、听音乐新潮的娱乐方式。就像媒体描述的一样,他们整天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衣着时尚,佩戴着MP3逛商场”,从生活方式、休闲活动来看,就是地地道道的城市人。以上网为例,1620岁年龄段的选中率为29.1%,2125岁年龄段的选中率为20.5%,而25岁以上年龄段的选中率仅为10.7%

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会选择业务学习,以提高自身的工作技能,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还是非常强烈的,他们渴望学习、渴望能力的提升,其业务学习的意愿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三、新生代农民工具备融入城市的更好条件;但由于心智发展不够成熟等,更易产生孤独感,更易与新的环境产生摩擦

新老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难相当,都面临着收入低、城市物价太高、高消费、工作缺乏劳动保护和保障、居住困难、遭受排挤和歧视等。与老生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备更好的融入城市社区的条件: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处在社会化的“黄金时期”。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年轻,思想更为活跃,受教育水平普遍更高,理解力接受力处在最强的人生阶段,可以说是社会化的“黄金时期”。此阶段的特质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城市社区和城市群体的行为规范、文化以及价值观,他们社会化的结果甚至可以和城市成员的社会化期望没有差异,这极大地促进了他们和城市社区的融合,而事实上他们也是积极融入城市生活的。

其二,对于城市文化的强烈认同,务农意愿低。新生代青年农民工务农意愿极低,务农只是受自身素质制约的无奈之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早在1999年开展的中国农村青年状况调查显示,在家务农的农村青年和异地打工的青年务农意愿都极低,而且文化程度越高、年龄越小者务农的意愿越低。

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相对于城市工作的收入,务农收入太低。对乡土文化的疏离和对城市文化的热衷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不愿意回乡。本次调查的数据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如表5

 

5:不同文化、不同打工时间的青年农民工的定居意愿(%

选项

小学及

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

以上

1年内

2

3

4年及

以上

在打工城市定居

500

638

846

820

673

734

707

768

挣够钱回家定居

429

259

103

146

244

183

190

170

两头跑

71

103

51

34

83

83

103

61

 

其三,更认同城市角色,更具主体感。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农民角色的认同,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城市打工者的序列之内,即“打工族”。对于“农民工”的称呼他们并不认可,这只是城市强加给上一代农民工的,新生代除了农村户籍,仅从外观而言和城市居民无法区分。新生代农民工将自身定位为城市的打工者,这种角色定位和认同是极其意义重大的,这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心理已经从老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过客”的心态变成了“城市主体”的心态。

其四,擅长“印象管理”策略。“印象管理”是由社会学家戈夫曼首提,指人们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一点无疑做得更好:首先他们的普通话基础非常好,能和所有讲中文的人自由交流,不存在语言障碍,这是他们立足城市的必备条件之一;其次是服饰形象方面也在积极靠拢城市人群,有较强的服饰的品牌意识。

其五,生活上积极追求和践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从闲暇时间的安排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时间更为丰富多彩,除了看电视、听广播,他们会经常光顾网吧、迪厅、酒吧、溜冰、卡拉ok等娱乐场所,基本融入了城市生活。

从信息化的消费状况方面看,他们中超过半数的人都常去或去过网吧,比例为62.59%,上网活动多为听歌、看电影、打游戏、聊天、恋爱等;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心智不成熟,新生代农民工更易产生孤独感,同时更易与所处的环境产生摩擦。

他们的年龄较轻,心理承受能力和心智发展不够成熟,而且远离家乡和亲人,扎根未稳,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较为薄弱,同时又多为单身,“连能在一起说话的对象都没有”,很难形成有效的心理压力分担机制和心灵创伤的消弭机制,所以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感觉情感孤独、飘泊无助。

至于新生代农民工为何更易同环境发生摩擦,笔者认为这首先是由于其对城市打工生活的不适应造成的,任何一个进城务工者都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适应和调整时间,以适应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同时还必须适应工作周围的大环境,如城市的文化氛围、社区的价值和规范,其中包括明文规范及潜在规则。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生性”,其心智水平和社会化程度都不能使他们像大龄青年那样较快地适应环境中的各种规则;加上他们正处在社会化的塑型阶段,期间与社会大环境出现大量的互动和冲突,外在表现就是青年人特有的活跃思维和叛逆精神。对社区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是外来务工者队伍中很是格格不入的一个年龄段人群。

第二个原因是,其“新生性”可能体现在他们对于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理念的践行“过火”,过度地追求城市风尚的新潮,这种行为模式和城市社区对于农民工的角色期望不相吻合,这必然会招致城市社区的抵触,容易产生摩擦。例如:在工作上,新生代农民工被普遍反映不能吃苦、工作不认真、挑三拣四、频繁换工作等;在生活上过于追求名牌时尚、过于沉迷网络,甚至其狂热程度不亚于城市同龄人群。这些肯定不是城市社区对于农民工的普遍的角色期待,必然出现大量的冲突、误解和摩擦。

综上,基于自身的特质,新生代农民工更易与所在的环境产生摩擦。

四、两代农民工生活态度、生活感受、生活现状满意度及生活预期均存在差异

迥异于上一代农民工平平淡淡、稳定中逐步改善的生活理念,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希望换种活法”,这是由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生性和现代性决定的。他们采取的是典型的“重过程轻结果”的生活方式,追求现时消费与即期效应最大化,注重工作和生活的愉快,重视生活的过程,追求生活的经历,追求刺激的体验。

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更加不容易满足,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加不满于生活的现状,也就是说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非常大,这说明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是怀着远大的理想或美好的梦想来到所在的城市打工的,他们试图通过进城务工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普遍高于上一代农民工。这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性和新生性分不开。他们富有朝气、满怀理想,追求体验与过程,不满于生活的现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望。

五、新生代农民对婚前同居和婚外性行为态度更为开放与包容

新生代农民工对待婚姻和爱情的态度与老生代农民工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对于婚前同居,赞同、支持和抱无所谓态度的比例均高于老生代农民工。坚决反对婚前同居的比例低于老生代农民工,如16岁以下为18.8%25岁以上为39.7%。对于婚外性行为,他们的态度差异更为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理解和默许,认为“由于家庭原因则可以理解”、“只要基于爱情就行”及“配偶不反对”就行。而老生代农民工则更多倾向于法律制裁和在道德上予以谴责。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已经对传统的爱情婚姻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生新”和“时代性”:他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不理智、不成熟,但又不能简单地定性,因为任何社会认知都是人和时代大环境交互影响的结果。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冲突和颠覆传统的伦理和价值底线。城市里“婚外恋”、“包二奶”、“婚前同居”的现象比比皆是,对社会风气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冲击和颠覆,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动摇。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社会化未完成、心智发育尚未成熟、鉴别力不强,处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受到这些社会行为与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也会潜移默化地将“婚外恋”及“婚前同居”奉为自己婚姻生活方式的参照或选项之一,有模仿的倾向。他们对于婚姻和爱情的态度与社会现象及时代大趋势的塑造和城市灰色生活方式的“示范效应”分不开。

六、两代农民工消费状况比较

统计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中“生活开支”与“寄回家里”的比例结构与老生代相比差异并不显著,甚至寄钱回家的比例略高于老生代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中用于学习培训、人际交往和其他发展型需要方面的比重明显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在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四个特点:

1)新老生代农民工家庭责任感并没有相对降低,寄钱回家的比例甚至略高于上一代农民工。长期以来,媒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宣传总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认为他们家庭责任感淡薄,更加地自我中心主义。而事实上,就总体而言,他们对于家庭的责任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薄,尤其是男孩子的家庭责任感更是有增无减,女孩子的家庭责任感有所降低,这是时下中国农村的特有现象。

2)新生代农民工在学习方面的消费更大。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业务学习、文化知识学习的花费远远多于上一代青年农民工,这也是他们新生性和时代性的体现。时代在进步,各种新思想、各种高科技不断涌现,而他们从事的工作也更多的要求高知识密度、高技术含量、高专业技能等。这在客观上也必然要求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业务学习和文化知识的再学习。主观上,新生代农民工也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学习欲。一方面,时代的竞争压力和利益吸引力可以解释这种趋势。为了获得更高收入的岗位,为了更好地晋升职位、为了获得老板的器重,他们都需要扩大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培训自己工作专业技能、培养自己接受和掌握新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生性”使然,他们正处在思维最活跃、接受能力最强,学习新知识效率最高,学习效果也最好的人生阶段。

3)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花费更大。新生代农民工花费在人际交往上的比重明显高于老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城市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新生代农民工更为重视生活的过程,他们到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心理预期就是体验新鲜与刺激,“玩几年就回家”的心理还是占有很大比重的。这必然伴随着他们和周围环境的交往更为频繁,他们交朋友、结玩伴,无论在打工者队伍中,还是所在的城市社区,他们都会尽可能地结交新人、扩大视野,满足猎奇的心理需求。这也是所谓的“新新人类”的共性使然。

人际交往在满足其心理需求的同时也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实惠和经济收益,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增加他们择业的机会。由于他们对于职业的忠诚度较之上一代显著降低,职业的流动性加大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而这会进一步增加他们人际交往的广度。

4)压缩基本生活费用,追求外在“酷”与“炫”。简单计算得知,新生代农民工的寄钱回家的比重与老生代农民工相当甚至略高,而他们用于人际交往、学习知识、技能培训及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比重又相对较高,这必然导致他们生活费用的比重不足。外在表现就是时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注重自己吃的怎么样,压缩基本生活费用,提高自己的穿衣和用品的水平。

他们可能每天仅拿十块钱用于吃饭,但是会花上几百甚至上千元买品牌服装,手机、首饰、MP3等用品,更为注重其外在表现的“酷”与“炫”,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城市的孩子以及大学生几无任何外在差异。

七、工作态度与择业观与上一代农民工分化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更为强调获得尊重、工作条件和老板的人品。而上一代农民工选择工作更为注重收入高、工作的稳定以及基本的社会保险。

这首先是社会进步、物质逐渐丰富的客观条件在起作用。由于经济压力逐渐变小,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对工作的要求也提到了更高的发展层次,对于工作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的人文环境都是非常注重。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自我肯定意识,渴望得到尊重,不愿从事得不到别人尊重的、尤其是受城市人藐视的工作,通俗的说,就是“爱面子”,这也是年轻人的心理特征,体现了他们的“新生性”。另外他们也不愿意去从事工作条件过于恶劣的岗位。他们对于人文环境也非常重视,注重老板的人品及对自己的态度,如果老板人品太差或者对自己不好,新生代农民工多半会毫不犹豫地“抬腿走人”,不看老板脸色行事,并通过“用脚投票”的斗争方式给资方以教训,迫使资方考虑更好地对待农民工、改善工作条件,适当提高工资水平等等。这既是“少年轻狂”的新生性使然,也是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人性,他们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与资方进行博弈,客观上促进用人单位和私人老板对农民工群体待遇的提升,有效地维护了群体利益。

但我们不应有错觉和过于乐观,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意识在增强,并向资方施压,但其绝对处境依然少有改善,仍然是城市工作者群体中工作环境最差、尊严最易遭漠视、权益最易受侵害的特殊劳动者群体。

八、工作待遇与劳动保护现状改善很难、具有刚性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意识在增强,工作预期也在升高,但是工作的绝对待遇很难改善,具有“刚性”。比如现阶段提高他们的各种待遇水平的可能性不大,这主要由于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导致了在非常低的价位上可选择的劳动力的机会“无穷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短时间内通过市场规律是难以得到改善的。但政府机制可以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建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制定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以提高其待遇,维护农民工切身利益。调查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维护现状不及老生代农民工:

1)工作环境方面。新老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评价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经历了很大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之后,农民工工作环境的改善是跟不上发展步伐的,甚至是停滞不前的。

2)劳动保护方面。新生代的劳动保护甚至不及上一代农民工,呈略微下降的趋势。可见农民工的劳动保护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但是劳动强度较之上一代农民工明显减少。

3)保险购买情况。从单位给雇佣的农民工购买保险情况来看,新生代相比于老生代农民工并没有提高和好转。

4)工作伤害时用工单位出钱医治情况。农民工的工伤保障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改善,出现工伤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伤赔偿状况不及老生代农民工。

5)对劳动法等一知半解,对劳动合同重要性认识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多数只是听说过劳动法以及相关的劳动保护条例,这仅是象征性地了解一点。对劳动法律了解的浮浅,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维权的方式方法不对头,使维权的效果和效率大打折扣。

6)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不佳。新生代农民工的签订情况更为不佳,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调查中,表示“不知道要签订劳动合同”和“嫌签订合同太麻烦了”是两个主要的原因。可见其对劳动法了解的浮浅,以及对劳动合同的不重视。

九、工作量显著减轻,休息休假增多,重视闲暇价值和劳动权益

分析统计数据,对比两代农民工工作量状况与休息时间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显著短于上一代,虽然新老生代农民工平均日工作都超过10小时以上;二是在被要求加班之下,新生代农民工加班费用支付情况也好于老生代农民工;三是法定节假日内,新生代农民工休息闲暇情况普遍好于上一代农民工。

这种现象笔者认为有两种具体的理论可以解释:

1)闲暇效用及价值猛增并得到体现,加班意愿更具弹性。新生代农民工处在色彩斑斓的,城市打工的闲暇时间直接换来的就是都市美好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年轻追梦的美妙回忆、灯红酒绿的体验……,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这些外在的闲暇都会内化为效用,从而使闲暇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尤其是长年日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对闲暇充满渴望的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弹性的加班意愿,加班与否取决于加班的边际收益和闲暇的边际收益的比较。新生代农民工更偏好闲暇,他们心目中,闲暇具有成本,可以用货币衡量,而选择加班则意味着放弃闲暇带来的价值,无疑对他们是一种很大的、可量化的损失,这时候是否选择加班则取决于加班的边际收益大于闲暇的边际收益,就必然放弃闲暇,进行加班,反之则选择闲暇,进行各种休闲活动。

当边际加班收益大于边际闲暇收益的时候,新生代农民工会选择加班,否则,他们选择不加班,享受闲暇。只要老板给的加班工资足够高,足以弥补心理上丢失的闲暇的价值,他们就会选择加班(非正当方式强迫加班除外)。

可见,新老生代农民工在此方面的区别或称新生代农民工的进步就是,由于“时代性”,他们更加偏好闲暇,闲暇具有经济价值且这种价值正在升高,并由于其意识的进步,经济压力的减轻,使这种以前被压榨的闲暇的价值得以体现和释放出来。

2)公民权益意识尤其是劳动保护意识觉醒。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不低,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最先进的思潮与文化。最明显的就是其强烈的公平意识和正义判断。对比于城市的正式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保护现状强烈不满,并敢于向老板或企业亮出自己的想法,他们部分知道标准工作时间,同时都知道工作时间太长自己拒绝是正当的。

十、依法维权意识更强,维权耐力和韧性不足

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状况表现出典型的“维权理念先进,维权效果和维权能力一般”的特点。

1)当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新生代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意识比上一代更强,新生代农民工也较多求助于亲友,但效果并不理想,导致他们“孤独无助”和“不知所措”感较之老生代农民工更为强烈。

2)新生代农民工反复找老板的意识不及老生代农民工。可见其耐挫力不强,维权能力和维权经验不足。老生代农民工维权堪称“斗智斗勇,正邪兼用”,新生代农民工在维权上显然“过于刻板,变通不足”,纵然有先进的维权理念,但是,有时候非正规的方式维权的效果反而更好。当然这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行业的秩序和法律环境亟待改善。

十一、继续学习、再培训意愿折射出强烈的再发展动机

新生代农民工继续学习和再发展的意愿比老生代农民强烈,这种意愿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他们的再发展动机强烈。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科普知识和文化知识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和热情,这主要是基于他们的“时代性”和“新生性”以及一种“代偿”的心理:

一般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之前大多数没有好好学习,出来之后,才知自己知识的贫乏,才知道科技的强大。出于“代偿”的心理,他们很自然地会在工作之余进行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充电”。因此他们对于科普知识和文化知识情有独钟。

十二、未来期望更高,定居目标更倾向城市

大量研究与调查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未来,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生活都怀着极大的憧憬和很高的预期。这首先与国家经济的大环境好密切相关,同时新生代本身也更爱憧憬,更为自信和乐观,更有活力为自己的理想去打拼。

 

未来定居模式的选择能充分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期望,他们最不倾向回到家乡定居,他们甚至把回家定居视为失败的同义词。新生代农民工更偏好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或者是选择两边跑,选择介于农村和都市之间的中小型城镇买房居住。对他们来说最合理、最现实及最理性的定居模式就是选择一个“中转站”——介于农村和大都市的中小城市定居,上图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模式选择的“三阶模型”

先看农村,由于信息资讯不发达、交通不便,生活比较单调,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生性”和“时代性”——爱热闹、爱时尚生活方式、心高气傲,就可推知他们是最不希望回到农村来定居的,而统计数据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选择回乡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最少。

其次看大城市,这是他们正在建设的地方,首先对其怀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情感上很想留在大城市定居,但现实是残酷的,以农民工微薄的工资收入,排除少数高收入者成功买房定居下来,绝大多数是不可能的。但由于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有股拼搏的热情,并且前途未知,对未来希望很高,他们也会有在城市定居卖房的打算和计划,因此才会出现他们选择“在城市定居”和选择“两头跑、在中间定居”的人数相当的原因。

最后看中小城镇,虽然选择定居城市和两头跑在中间定居的人数都很多,但是冷静之后,经过理性思考,他们还是会选择在中小城镇定居,毕竟赚够钱在大城市买房的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收入都可以在中小城镇买房定居下来,这也符合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中小城镇集中了城乡的大部分优势于一身,确实是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模式的最优选择:

由于离家不会很远,离大城市也不会很远,“进可攻退可守”。中小城镇一般基础设施已相当完善,交通拥挤很少出现。生活更加宁静、随意,工作压力较小,各种现代化、新潮娱乐方式和设施也会几乎与大城市同步,满足了新生代农民工对时尚和新潮的追求。而中小城镇的住房价格及生活成本就像为新生代农民工量身定做一样,非常适合他们。因为他们的工资水平同样也是低于大城市,高于农村,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收入完全可以负担城镇的房价和生活成本。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三阶模型”只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发达国家和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的“逆城市化”本质上存在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的高期望还表现在对子女的期望极高,明显脱离实际。

十三、工作价值观出现多元化取向,相信靠个人打拼可以实现成功梦想

上一代青年农民工努力工作首要目的是为了家人生活地更好。

新生代农民工努力工作的首要目的仍然是为了家人,但其重要性显然降低很多,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为了“使自己生活地更好”、为了“给社会做贡献”等价值取向也逐渐增多,权重逐渐上升。

对于成功,新生代农民工更为重视能力和机遇的因素,而对学历、关系、背景等的认可度不及老生代农民工。可见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和重视。他们更相信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的拼搏和一定的机遇就一定可以获得事业的成功,学历、关系和背景等因素统统不是很重要。但是这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认识的稚嫩和不足。

十四、社会认知更为独立,但感性、激进,易走极端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知更为独立,但感性、激进的特征可能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麻木、冷眼旁观,对社会认同感下降,甚至有反社会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不公平程度的认识比较极端,即认为社会充斥着不公平,没有公平可言。新生代的“时代性”和所处的具体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认知,即认为社会极端之不公平:新生代农民工是最廉价的劳动力,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公平认识比较极端。

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对社会丧失信心、缺乏必要的安全感,生活在恐惧之中,对社会充满负面的情绪,一旦受到刺激或受人教唆,极有可能走上反社会之路。

对于社会不公平的种种表现,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机会的不平等,即“普通老百姓向上发展的机会太少”,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强烈的发展和进取意识,同时也反映了新生袋农民工思维的独立性、对社会不公平的准确把脉与深刻分析。

 

第四部分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对策与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是“性价比”极高的劳动力,是更具活力、理想和激情的一代。是中国目前城市农民工的主体和主力军,在新的形势下,他们的思想形态、意识状况、社会认知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和转型,但是应该看到他们仍然继承了上一代农民工的很多可贵传统,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虽然绝对状况有所改善,但其相对境遇并没有改善很多。他们仍然是最苦、最累、地位最低、贡献巨大、精神生活贫乏的一个青年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切实纳入国家规范管理的体系和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他们处在城市和乡村的结合地带和公共服务的边缘地带,受到现代城市理念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冲击,形成了独特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国家发展、城市建设的付出巨大,索取较少,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他们,从心理上、文化上、制度上善待他们,通过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全面发展达到经济发展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总目标。以下本报告从五个方面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提出对策和政策建议。

 

第一节  就业及维权方面

一、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状况、改善工作环境,增强和完善劳动保护

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和住宿条件不容乐观,政府应着力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重点监控个别企业以及个别行业,努力为外来务工人员解决住宿问题。本次调查中仍然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在工棚住宿,条件极其艰苦。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环境不容乐观,在劳动保护方面只获得部分的劳动保护,虽然国家对于这部分特殊群体的劳动保护正处于完善阶段,但是力度不够,进度也很慢。

二、相应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收入的期望很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增加农民工工资的迫切性。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理想的月收入远高于1000元的标准,但实际工资偏低,他们工资增长的愿望极其强烈。调查表明:他们的工资水平总体很低,集中在700-1000元的范围内。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最高,略高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最低,这种工资水平在以前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远远高于当地农村收入标准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以及小城镇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明显上升,并且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生活消费的多样化也迫切需要提高工资,因此有必要适当地相应提高工资水平,具体的工资提高过程可以依照两个指标进行,一是农村以及小城镇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二是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客观上要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有所增加。

三、着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调查中,建筑业(北京)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能及时领取工资的只占45%,不到一半。而众所周知,在中国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最主要的行业就是建筑业。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切实行使职能,严厉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个人和企业,并纳入法制程序。

农民工工资收入结构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补贴家庭以及从事农业再生产的成本,这些钱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是极其重要的。逢年过节,尤其是春节的时候,农民工返乡时经常得不到足额的工资,经常受拖欠,这是极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的。

四、发展和完善政府部门等正规就业渠道,规范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渠道

调查表明农民工进城务工多是通过非正规渠道,其次才会选择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正规就业部门。现阶段非正规就业渠道虽然不稳定,存在多方面问题,如由于法律责任不明确导致真正出现法律纠纷时往往会造成农民工生命财产受损失等,但还是符合农民工进城务工需要的。我们一方面要依靠法律规范非正规就业渠道,另一方面亟需发展正规的农民工就业渠道。政府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实现用工信息的透明化、公开化,遏制打击企业在招工用人方面的“暗箱操作”。

五、切实保证劳动合同签订率,重点监督签订率低的企业,维护农民工正当的休息休假权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状况不佳,并有行业差异。国有单位同个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最好(73.8%),其次是外资企业(68.6%),民营企业的签订率最低(55%)。政府应加强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企业的监督和行政力度,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

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劳动保护和监管力度,任何单位不得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不得随意剥夺工人的休息休假权,如果在节假日、休息日加班,应支付相应的补偿费用。

六、切实健全和发展团组织、工会组织的职能

团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普及率总体在50%左右,国有企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从对团组织和工会组织的评价看,新生代农民工对这些组织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多于一半的人认为团组织可以有效地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青年工人素质的提高。制造业和采掘业的团组织建立状况最好,他们的行使职能效果也比较好,受访青年对团组织的评价也较高。有一半的农民工对于工会组织是非常满意,认为工会的存在维护了工人的合法权益并促进了青年工人素质的提高。

因此,有必要在青年农民工数量较多的企业大力发展团组织和工会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联系工人、维护工人权益的职能。

七、加强立法建设,加快立法进程,根本上保证农民工权益的维护;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普法教育进工地、进工棚

首先是现有的劳动法规不够健全、其次是现有的法律关系中对于农民工多为法律空白,没有将农民工明确纳入调整范围。因此应加强立法建设,加快立法进程,切实把维护农民工的权益维护纳入法律调整和规范范围,使其明确化。

同时立法还应赋予农民工以和城市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相等的权利和义务,使他们具有同城市劳动者同等的社会认同,为农民工的权益维护提供法理基础。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农民工法律意识整体淡薄。各地的普法活动不少,收效却不好,大有形式主义倾向,并没有切实光顾到青年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普法宣传应当切实进工地、进工棚,而不是坐在会议室里,钻到电视里摆花架子,出假招子。

八、规范行业秩序,践行行业资格审查准入制度,实行“民工权益受侵害一票否决”制

以建筑业为例,建筑业主流的维护合法权益的方式几乎都是通过“反复找老板”这种非正规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青年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不强,但更多的则和北京建筑业的市场秩序有关。市场管理相对不够规范,建筑业准入制度不够健全,对包工头资格的审核不够严格,导致了很多老板(包工头)对青年农民工很不负责任。由于在建筑业通过法律化、正规化、程序化的途径很难解决问题,这才导致农民工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更多地采用反复与老板交涉、以求老板回复与解决的途径。而这种方式农民工很大程度上是处在被动、弱势的位置上,而老板却握有资源处于强势地位,这必然造成对农民工合法利益的巨大损害。

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措施是规范行业秩序、践行行业资格审查准入制度和农民工权益受损则“一票否决”的制度。要严格审查老板、包工头的承包资格,健全行业准入制度,建立“建筑业资格审查档案库”。将那些有过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包工头记录列入“某某市建筑业包工头黑名单”,一旦列入黑名单,则剥夺其在辖区内工地上进行工程承包的资格,并在建筑业界内部通报,同时追缴其所欠的工资,严厉处理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节  发展型需求方面

一、提供更多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需要的职业培训,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水平,促进他们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相关部门应提供更多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强烈发展需要的职业培训,倡导和鼓励企业构建学习型组织。在农民工职业培训中一要注意克服短视病,培训要避免盲目性,培训内容或滞后或与实际工作脱节的问题应着力解决;二要注意培训具体效果不佳的问题;三要克服工作培训中存在的政绩化、形式化、光鲜化倾向。

9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继续学习,他们对于文化知识、专业知识有极强的探求欲和积极的进取精神。继续学习、再培训意愿折射出的是强烈的再发展动机。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比上一代农民工普遍有所提高,但与他们发展的需要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必须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使他们有机会“充电”,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

二、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其子女的期望非常高,近乎“疯狂”,并且都表示将全力投入子女教育,而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子女留在家里,则出现数目庞大的“留守儿童”,他们的家庭教育缺失严重;把子女带在身边,则成为浩浩荡荡的“流动儿童”,他们的学校教育又出现巨大的困难。政府应切实做好工作,解除其后顾之忧。

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鼓励一切合法团体、慈善机构和个人投入到帮助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事业中去,使农民工子女享受在父母打工城市接受教育的权益。

三、妥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由于在外地工作,各种原因导致不少农民工不能把子女带在身边,成为数目庞大的“留守儿童”,他们的家庭教育缺失严重;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家庭教育的长期缺失,父母常年不在家,他们主要是和爷爷奶奶等在一起生活,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认知思维会从小潜移默化地与孩子们进行互动,不利于他们的认知和思维的发展,老年人的观点多偏于保守、扼杀孩子们的创造力,老年人生活的慢节奏不利于孩子们的竞争意识和活跃思维的形成。二是导致儿童心理发育、人格发育的不健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于家长尤其是父母的模仿作用最终在人格及心理的发育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没有父母的直接示范,他们的人格形成和心理发育必然受到阻碍和影响。

 

第三节  制度公平方面

一、社会公平为目前青年农民工最大的诉求,应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农民工待遇的平等

一是普及职业技能教育,提升农民工的公民素质,实现发展起点的平等。二是破除二元就业体系,构建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大市场,实现非农就业机会的平等。三是健全劳动保护体系,让农民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享受职工待遇的平等。

二、城乡统筹发展,逐步取消户籍制度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破除对于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是事关促进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大政策。据了解,我国将大力推进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为重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实现公民身份平等。公安部的最新统计表明(20074月份),目前已有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重庆、四川、广西等12个省(区、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山东省明确规定,全省以是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有承包土地、长期从事林牧渔业等生产为依据,划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湖北省公安厅与有关部门商定,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计指标,相应变更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统计指标。湖南省将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实施由过去以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为标准调整为以居民户口登记地和是否承包责任田为依据。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还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促进人才交流和人口的合理有序转移;完善暂住户口登记,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放宽夫妻投靠、老年人投靠子女及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落户的条件限制,放宽对投资、兴办实业和购房人员的落户政策,放宽各类人才落户政策,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

有学者认为,尽管我国一些地方进行了户籍管理的试探性改革,但主要还是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的改革。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仍存在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城市户口被人为赋予了太多的“附加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余凌云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户籍放在控制人口的个人信息上,而不是强化户籍的附加值。但现阶段完全放开让公民自由迁徙,则会给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带来很大的压力,公共基础设施、医疗、就业、教育等一下子很难跟上。

三、惩治腐败问题,消除他们对社会的负面情绪

中国社会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腐败严重和贫富差距过大,而新生代农民工也是如此认为的。可见“腐败严重”和“贫富差距太大”是社会的共识,农民工处在城市和乡村的结合地带,对腐败现象和贫富差距的感受最为真实和全面,他们对社会具有很强烈的负面情绪,以至于会出现漠视社会和反社会行为,国家切实有效的反腐措施是他们所期待的。

四、改革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解决农民工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和城市劳动者相比具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社会应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他们认为社会严重不公。首要原因是社会本身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其次是身份的特殊性,导致了他们与所在城市社区之间互动上的障碍,致使他们更加认识到了社会的不公平。

 

第四节  社会保障及城市接纳方面

一、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公共服务系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保驾护航

长期以来农民工一直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在城市里,他们的社会支持体系极为脆弱,仅仅是靠自己的私人关系、亲戚朋友,极少公共权力的支持。国家和社会应当建构起良好的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使公共服务全面、无偏地全面惠及新生代农民工,使他们在城市能够安居乐业。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让农民工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实现市民待遇的平等,其主要的思想是“一卡在手,走遍神州”,以现代发达的金融交易储蓄制度作为平台,为社会特殊群体(包括农民工)专门定做的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思路如下:

这一体系应考虑到农民工流动性大、不易管理的问题;覆盖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资金筹集主要是企业和雇主承担保险费用,国家财政兜底,农民工个人很少负担。农民工手持一张银联卡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就业,在一个城市就业的前一周内就有权要求雇主或企业为其充值缴费,交费数目和其工资水平与工作时间挂钩;待遇支付水平,按照所在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和风险补偿标准进行风险发生之后的待遇给付。

三、倡导城市社区的接纳、给予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城市生活、渴望城市的接纳,城市应将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及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如北京市已经成立流动人口管理委员会,落实属地化管理,对流动人口实行属地管理,做到与常住人口的同服务、同管理,切实使流动人口融入城市、融入社区,实现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和谐相处。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市民”的身份,渴望城市认同和社会融合。维护打工者的群体利益和尊严,追求体面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方式。这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体现地最为明显。

未来10年,中国农民还将以每年850万的速度向城镇转移,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3亿!“农民工”“城镇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关键词”。建设部官员亦表示,约有2亿农民工未来5年将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四、教育进城农民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城市接纳和社区融合

城市社区对于农民工的不接纳也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过于随意,生活习惯不卫生、不好或者不雅,因此有必要培养和教育他们,以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以促进城市接纳和社区融合。

五、杜绝媒体片面的报道,还原新生代农民工的正面形象

目前媒体有大量关于农民工不合适、片面的报导,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尊造成伤害。例如媒体上出现了大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白描: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东张西望、土里土气,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时髦的服装、轻松体面的工作以及时尚的休闲方式,衣着入时,进城务工从外表看就像是游客和返校的大学生,拉着时髦的拉杆皮箱,佩戴MP3逛商场,留着时髦的发型,穿名牌服饰,娇气,追求体面生活,过的潇洒等等。

媒体可能是出于无心,但以上种种白描和列举加起来足以造成一种不好的舆论导向,即对他们固有的优良特质已经完全泯灭,农民的本性完全丧失,成为了农民工种“垮掉的一代”。同时还会造成一种假象,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已经非常优越,工作环境已经相当好了,这非常不利于农民工权益的正当维护,他们仍然是城市劳动者中的弱势群体。

媒体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白描和列举多半是出于无心、“以貌取人”,猎奇心理太重,导向出现问题。

六、加强人性化管理,给农民工合理的生存空间

除了本报告所涉及到的几个行业外,新生代青年农民工还广泛分布在许多领域,其中许多是城市管理的空白地带。比如广受争议的街头小贩,成为许多城市管理过程中令管理者头疼的人群,还引发了许多激烈冲突乃至恶性案件,比如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北京小贩崔英杰杀害城管案。对这一人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建议,鉴于贩夫走卒们的生活艰辛,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适度放宽执法政策,给他们留一条生路。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有时候会低估了市民的容忍能力,实际上对于小商贩,大部分市民是能够接受他们的存在的。他们的存在,不仅解决了市民生活的诸多不便,更重要的是,这一看似低微的职业,却是他们生存的依据和希望。只有社会最底层的人都有生活的依据和希望,这个社会才可能是稳定的。总之,在对待农民工的管理问题上,现在最缺的大概就是“以人为本”和人性化的管理。

 

第五节  心理健康与文化娱乐方面

一、要特别重视性别比例失衡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和生殖健康问题

行业中的性别比例的状况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是巨大的、潜在的及深远的。他们远离亲友,精神生活孤独、空虚。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处于“半成人”的社会化水平,每在外面遇到不顺都会想起自己的家人、暗自神伤;处在青春期的他们与异性的交流是最有效的缓解压力的方式,可以交流思想,减少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否则会导致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他们正处在一个恋爱的季节,却发现身边鲜有能够在一起说话的伴侣。四个行业中只有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男女的比例较均衡,建筑业和采掘业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而服务业则大多数是女性,这三个行业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使其在圈内很难找到异性朋友。新生代的交流多是圈内同龄人,与城里的孩子很难在一起相处,也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交流受阻。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人格心理的健全与否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性别失衡不仅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而且对其生理健康尤其是生殖健康影响也很大。据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青苹果之家的调查显示,现在不少外来打工青年由于缺少正确的性健康知识,不会保护自己的生理健康,甚至有些人正在做着伤害自己生理健康的事情。比如在被问到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哪些时,74%的人回答错误或者回答不完全,完全回答正确的仅有14%。据广州市一项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未婚人群中每次性生活使用避孕套的仅为18.59%,经常使用避孕套的仅占23.33%。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性行为,不仅会影响到这些青年的生殖健康,而且会增加心因性性功能障碍患病率,进而对他们婚后的性生活质量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严重,需要社会服务的心理呵护

最让新生代农民工觉得不公平的就是看到城市里的同龄人过着时尚、青春、阳光的生活,而自己则过着清苦、微薄、单调枯燥的生活。“人类之痛苦在于有比较之心”,这种比较是最令新生代农民工痛苦的;他们处在一个最爱体面的人生阶段,却在城市里遭到无数的白眼与蔑视;他们正处在培养自尊自信的关键阶段,却很少得到尊重;在老板的面前,他们的自尊、自信、体面都曾经一败涂地过;他们不满于现状,却又由于文化、能力有限,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们渴望异性的交往却很难得到满足,在青春期,有效而充分的人际交流对于他们的人格塑型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交流过少,则不利于性格的健全和发展;他们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了城里人有色眼镜的歧视。总之,迷茫、彷徨、愤慨、无助、仇视、向往等多种思想和情绪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青春期五味杂陈的心理和思维状态。

建议更多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并鼓励更多NGO的出现,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必要生活帮助、心理辅导和情感辅导,让他们树立正确的爱情婚姻观、避免灰色文化、亚文化的干扰、营造农民工文化、打造农民工文化品牌。

三、加强对未成年农民工、低龄农民工的法律保护和心灵呵护

未成年工、低龄农民工是新生代农民工中最为脆弱的一些个体,他们最需要法律的保护和心灵的呵护。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是反感甚至片面的、易形成社会不稳定。政府相关部门、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应特别为低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必要生活帮助、心理辅导,并为他们积极奔走,寻求法律的帮助。

四、营造积极向上的农民工文化氛围、打造农民工文化品牌

就努力营造学习、向上、责任、拼搏的农民工文化氛围。让理想主义,个人打拼以实现成功梦想思想深入青年农民工之心,要大力弘扬和宣传他们的可贵品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公平看待农民工,真心对待农民工的深厚氛围。这一方面可以避免灰色文化、亚文化对农民工的侵袭:农民工群体中存在很大程度的灰色文化和负面文化,亚文化盛行,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品牌可以很大程度上规避和压缩不良文化使他们的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品牌战略也是为维护他们的实际合法权益服务的,为他们的维权提供文化基础。

文化造势,进行增权,按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于农民工话语权的维护和增强。比如“评选十大农民工最欢迎城市”、更多的“农民工调查报告”的出台等。应当告知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的巨大贡献以及上一代农民工的巨大贡献和他们较少的索取,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他们的参与,社会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善待我们的农民工,这为他们权益的维护提供了文化环境和伦理基础。

五、竭力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促进相关组织及协会的建立

我们应向全社会呼吁,尊重和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特别是要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保障其参与权,尤其是参与与其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有关的各项决策的权利,使其能够表达和维护自身的权益。如果农民工被排斥在社会进程之外,不能参与相关决策的进程,他们的声音就无法表达,更谈不上有效维护其权益。 增加农民工话语权很重要的一个渠道是促进相关组织及协会的建立。目前全国也在陆续出现一些旨在增加农民工话语权、维护农民工权益、弘扬农民工文化的组织和协会,如北京的“协作者之友”,“打工者之家”等

后现代解构主义也异常重视话语权在社会中的作用,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是维权的关键,而目前农民工很少会主动想到在社会中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想法。这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通过宣传和教育鼓励农民工参与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也需要媒体、学界的共同努力,捧出一颗热心与良心为农民工维权奔走相告。

六、丰富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活动、倡导健康的娱乐方式

打工生活单调而缺少调剂,工作也是紧张忙碌的。新生代农民工排名前五位的娱乐方式依次是:看电视、阅读报刊杂志、听音乐、上网、与老乡或工友聊天。他们在平时紧张的工作之余,对外界信息、知识、事务、时事、大事时刻保持着很高的探知欲和进取欲。

上网、聊天、听音乐等在城市里非常时尚流行的生活方式也为年龄轻的农民工所钟爱,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里的孩子们不存在大的差别,我们透过统计数据也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时尚、阳光、青春的一面。

应切实发挥工会、团组织的职能,丰富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人文关怀气息,反对赌博、酗酒等不健康的方式,倡导健康方式。

七、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针对婚前同居、婚外性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分化严重:只有38.3%坚决反对婚前同居,26.8%的人赞同婚前同居,认为这样可以加深感情,有利于婚后的适应,其余的1/3表示无所谓,可见婚姻观念的差别之大,婚前同居占有很大的市场。

针对婚前同居的态度分化严重,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婚前同居和婚外性行为态度更为开放与包容、挑战传统,呼吁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或者志愿机构为他们对心理咨询、感情辅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爱情婚姻观、避免走上歧路。

 

撰稿:刘俊彦、吕鹏

审定:郗杰英

注:该文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专题研究报告”2007年第9号,20076月。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办公室供稿)